从外部视角来看，非洲通常被认为是处在全球秩序体系的边缘，它被所谓的“中心”影响乃至控制，往往是各种全球性进程和变化的受动者。对此，一部分人并不承认，他们会刻意强调非洲的独特性，辩称非洲在全球秩序体系中的地位并不能简单地以“边缘”名之；一部分人虽然愿意承认非洲的边缘地位，但他们倾向于强调这是殖民历史和不利于非洲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的恶果，在他们看来，非洲本可以不“边缘”。还有一部分人，则在承认非洲边缘地位的同时不断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地位，他们往往对非洲的未来充满乐观。但是，迄今为止的发展表明，非洲的边缘地位在短期内恐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于是，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如何在身处边缘的同时尽可能地凸显存在。

马尔特·布罗斯格的《变动全球秩序中的非洲：在边缘发挥作用？》明确承认非洲的边缘地位，也相信这种边缘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但是，布罗斯格认为，全球秩序正在发生复杂变动，这些变动为非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非洲的存在不可或缺，非洲的态度不容忽视。

布罗斯格表示，从1990年到2021年，非洲整体参与了49场峰会，除了非洲内部的外，其他是非洲与其他国家合作召开，主要包括中国、日本、欧盟、韩国、印度、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美国、俄罗斯。布罗斯格认为，能够受外部世界重要力量之邀参加峰会是一种地位提升的表现，而且非洲也确实从每一次峰会中获得了实在的收获，除了具体的投资和援助外，非洲还不断地在经济伙伴多样化、国内政策空间扩展、政治孤立度降低方面取得进展。布罗斯格特别关注了中非关系的全面蓬勃发展及其所引起的关注和争论，他认为，从全球秩序变迁的角度来说，中国在非洲地位的上升可能比中美博弈更重要。对非洲来说，前者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后者是中心内部的关系。在中心内部关系难以发生根本变动的情况下，中心与边缘关系变化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确而直接。

布罗斯格从全球安全、国际规范秩序、国际经济、新冠疫情应对四个方面论述了非洲能发挥的作用，同时也对具体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探讨。

在全球安全方面，布罗斯格关注全球安全中的非洲角色和非洲自身安全对全球安全的影响。首先，非洲可以在大国博弈乃至可能出现的大国冲突中立于中间地位，非洲将能通过自己的选边站队影响全球安全秩序；其次，部分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可能会受到大国博弈或冲突的影响，但它们同样也能影响大国博弈或冲突；再次，非洲部分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冲突，这些冲突可能导致人道主义危机、难民或移民、恐怖主义等影响全球安全的问题，外部世界相关力量将不得不介入，而外部介入能否有效就要看非洲方面的态度和行动。布罗斯格认为，正是因为非洲自身的努力，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才没有发生严重的外溢。无论如何，非洲安全是全球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非洲安全问题上，非洲是第一反应者，联合国是第二反应者，其他相关力量是第三反应者，非洲作为第一反应者的地位不但要得到尊重，还要得到帮助和支持。在布罗斯格看来，非洲不仅可在全球安全事务方面寻找自己的政策选择空间，还可“利用”自身的不安全来实施牵制和讨价还价。

在国际规范秩序方面，布罗斯格围绕国际刑事法庭的相关活动展开论述。布罗斯格称，国际刑事法庭自成立以来共办理了28桩案件，28桩案件全部涉及非洲人，因此国际刑事法庭本身的发展事实上主要是与非洲事务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刑事法庭能不能有效地在案件调查、案件审判、判决执行方面运作，能不能构建一种国际规范秩序，非洲的反应至关重要。事实已经证明，非洲不仅能对国际刑事法庭的运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还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值得指出的是，除了从法律本身层面分辨外，非洲方面还常常将一些具体案件与种族主义相关联，质疑国际刑事法庭为什么总是盯着非洲而不是其他洲的人，质疑国际刑事法庭为种族迫害机构，而这种质疑在现阶段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在布罗斯格看来，且不论是非对错，非洲与国际刑事法庭的关系确实表明了非洲在国际规范秩序塑造方面的地位。

在国际经济方面，布罗斯格明确承认非洲的边缘地位，也明确强调非洲不可能改变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性原则，但非洲能够在全球经济架构的塑造和运行方面发挥一些作用。比如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如果非洲不能和平，不够包容，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全球可持续发展也不可得。为此，国际社会就必须因应非洲的条件和需求进行调整。而在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机构的运作和改革方面，非洲的声音将不可能被忽视，因为非洲虽然不能做出决定，但却能拒绝或者不配合自己不想要的决定。为了推进自身想要的经济议程，全球经济秩序的主要力量将不得不向非洲妥协，将不得不考虑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布罗斯格认为，根据非洲的需求调整一些经济合作机制并不会给美国、欧盟、中国带来很大的损失，但却能让非洲获得可观的好处，如果是这样的话，考虑一下非洲的需求，“略微”放弃一些自己的利益，从而更好地构建全球经济秩序，何乐而不为呢？在布罗斯格看来，无论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还是具体经济问题的具体解决，只要非洲不融入、不配合，事情就无法办好，这也是非洲地位的一种表现。

在新冠疫情应对方面，布罗斯格表示认可新冠疫情“可能将永久地改变世界秩序”的说法，同时也看到了国际社会部分力量将疫情政治化所带来的“机会”。布罗斯格认为，由于疫情应对思路的不一致和应对成效的不平衡，一些国家的既有地位受到冲击，一些国家则能从疫情危机中“获利”。从总体来看，由疫情而来的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一些国家间的关系紧张可能会成为一种中长期性的全球秩序现象。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里，非洲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协同展开疫苗议价、要求临时搁置疫苗专利、要求相关国家实施债务延免减、要求发达国家加大援助和投资等。在布罗斯格看来，新冠疫情已经并且正在打乱全球秩序，非洲虽然并不能成为疫情应对的主导力量，但却可利用围绕疫情的大国博弈，或实现自己的疫情应对目标，或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

不得不说的是，布罗斯格所谓的借助这样那样的空间和机会发挥非洲作用的论述包含了“我乱我有理”“我落后我有理”的逻辑，一些建议举措更是充满了“绑架”和“投机”的“不道德”意味。但是，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说，布罗斯格的逻辑和建议举措不但没有问题，反而可以说是既实用又具可操作性。

在布罗斯格的论述里，美国、欧盟、中国等“中心”力量在涉非事务上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主动性，反倒是“边缘”的非洲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并且能够借助这些空间发挥影响乃至在一些具体领域实施操控，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可接受，但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这绝非呓语。

作者：刘伟才，系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本文刊载于《中国投资》202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