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有多个矿产丰富的国家，但大部分国家的矿业都没有得到充分良性的发展，有的国家还因矿业而出现严重的腐败、冲突乃至内战等麻烦。人们常用“资源诅咒”之类的笼统说法来描述矿业与相关非洲国家发展的关系，但实际上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同的。

彭达·迪亚洛的《几内亚：政权稳定、社会动荡与铝土矿业》关注铝土矿业对独立后几内亚政治发展的影响，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视角探讨了矿业与非洲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

独立至今，几内亚主要经历了三位领导人的统治。第一位领导人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 ）和第二位领导人兰萨纳·孔泰（Lansana Conté）的统治都持续至个人逝世，二人逝世后都出现了政变；第三位领导人阿尔法·孔戴（Alpha Condé）的统治自2010年开始，持续至2021年9月5日——这一天，83岁的孔戴在任上被政变推翻。

由此来看，政变似是几内亚政治发展转折期的“标配”。但值得思考的是，几内亚至今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的、持续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与周边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相比，几内亚仍可称稳定。政变虽然是发生了，但它的冲击性影响并不突出，波及面也并不大。并且，政变发生后，过渡政府很快就会出现，形式上的“民选政府”也会随之而来。

对几内亚来说，循环出现的“不稳定”实际上是一种“稳定”。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不稳定”，又是什么使“不稳定”最终变成“稳定”？

矿业在相关非洲国家经济中往往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往往是大部分出口收入的贡献者，也是相当一部分政府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创造者，还是关键就业机会的创造者和相关农业和制造业活动的拉动力量。虽然矿业带来的腐败和争夺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但无论谁当权，都不能不稳住矿业和依赖矿业，矿业可以说是政权稳定的基础——几内亚的“不稳定”与“稳定”可以说遵循的正是这样一个逻辑。

从经济上来说，数据很明确地体现了矿业之于几内亚的重要性：外国对几内亚投资的逾50%是投向矿业，2016年几内亚出口额的约90%、政府财政收入的约20—25%、国内生产总值的25%是来自矿业，而铝土矿业是矿业中的大头。

从政治上来说，矿业的重要性可以从几内亚独立后发展的“两端”来看。1958年，塞古·杜尔拒绝了当时其他法属非洲殖民地都表示接受的“法兰西共同体”，要求立即并且完全的独立，在遭到法国全面打压的情况下，塞古·杜尔又大力推行国有化、计划经济等措施。当时，塞古·杜尔以对外敢于硬碰宗主国、对内坚定推行民族独立经济建设而知名。然而，塞古·杜尔并没有去触动当时由外国资本控制的铝土矿业，并且还给铝土矿业以多种优待。2021年9月5日，几内亚军方人士发动政变，政变领导人在关键的声明中，明确承诺会保持铝土矿开采和出口的稳定。可以说，从独立到现在，无论政治如何变换，当权者总是尽力维护铝土矿业的稳定。

在彭达·迪亚洛看来，事情并不复杂：对几内亚的当权者来说，铝土矿业贡献的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是巩固统治的一项基本资源，只要保证这项资源的充足和持续供应，即便有其他种种问题，统治也仍能维持。

彭达·迪亚洛分析了塞古·杜尔26年统治和兰萨纳·孔泰24年统治期间的铝土矿业发展，明确了铝土矿业之于二人长期统治的重要性。

塞古·杜尔对宗主国的强硬虽然一时获得诸多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赞扬和支持，但此举对几内亚经济的伤害却是实实在在的。当时，为了缓解法国施加的压力，为了完成自己全面改造几内亚经济的计划，塞古·杜尔以铝土矿为主要筹码寻求苏联的帮助，他在苏联帮助下建立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又从苏联方面获得了急需的第一批建设资金和设备。根据当时的协议，铝土矿出产的90%要输往苏联，用于抵付苏联的各种贷款、进口产品货款以及苏联专家报酬等，其中进口产品主要包括拖拉机、汽车、钢铁产品、地质勘探设备、建筑设备、农业设备、汽油、化工产品、药品等生产生活急需品。可以说，如果没有铝土矿做支撑，塞古·杜尔政权可能很难熬过独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又被打压的困难时期，也不会那么容易应对长任期内的多次“阴谋”颠覆。

兰萨纳·孔泰通过军事政变获得几内亚政权，他特别重视建设和加强军队。孔泰掌控一支约14000人的军队，其中陆军9700人。为了维持忠诚，孔泰给予军人多种特殊照顾，比如额外食品供应、住房补贴、高薪等。这对内强固了孔泰统治的基础，对外则使孔泰抵挡住了发自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侵袭。同样地，如果没有铝土矿业为基础，孔泰也无法筹集资源来实施自己的军队建设和加强计划，也难以维持自己的终身统治。

但是，无论是塞古·杜尔还是兰萨纳·孔泰，政权的稳定都伴随着社会的动荡。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而占用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几内亚作为一个富有铝土矿等矿产的国家，矿业也一直在发展，但这种发展却没有泽及广大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升所必须的基础设施也未见明显的改善。于是，几内亚的社会动荡始终存在。但是，这种社会动荡总是可控，只有当政权衰落到极点时才会有所爆发，而使动荡可控的原因仍然是铝土矿业。

彭达·迪亚洛发现，几内亚当权者总是强调铝土矿业公司要回报当地社会。矿业公司不但要提供税收和制造就业机会，还要负责矿区道路、学校、医院、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尽管这其中一部分应是政府分内之事。不管怎样，矿业公司承担了很多应由政府承担的功能，分担了政府的开支压力，在矿区造就了稳定，然后矿区与矿业公司相结合，成为当权者的重要支持力量。

在彭达·迪亚洛看来，几内亚铝土矿业的存在与发展塑造一种能使政权稳定和社会动荡兼容的框架，铝土矿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稳定因素，也会触发不稳定，两相交互，虽然是使几内亚发展难以顺利，但却总能阻止几内亚滑向内战的泥潭或深渊。
我们能从铝土矿业与几内亚国家发展的复杂关系中得到什么启发呢？

首先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制造稳定还是导致不稳定，矿业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之于相关非洲国家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由于矿业的重要性，相关非洲国家不会轻易忽略其中所涉及的利益，它们非常需要外部投资，也难免会受到外部投资的导向性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绝不会轻易放任外部投资，这种不轻易放任可能意味着外部投资会遭遇种种曲折，但无论遭遇何种曲折，外部投资都必须坚持以配合相关国家政府为归依。

其次要牢记的是，矿业之于相关非洲国家，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总是会涉及政治、社会。单纯地从经济原理或逻辑出发研判形势和采取行动往往会导致延宕或失败，不顾政治因素影响、忽视对当地社会的回报更是会导致严重并且难以预测的问题，比如国有化风险、政治清算、当地社会骚乱和冲击等。

从理论上来说，矿业是否稳定发展决定着相关非洲国家是否能获得长期、可持续、稳定和包容性的增长。但从相关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稳定与不稳定是相对的，或者说界限比较模糊——对外部投资者来说，这种模糊本身就是一种挑战，首先要承认和接受这种模糊，然后要认识和理解这种模糊。

作者：刘伟才，系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本文刊载于《中国投资》2021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