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史的开创阶段，当时刚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希望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需要相关的经济学科给予理论支持和指导。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非洲经济史研究主要是夯实学科基础，其研究主要聚焦于下列领域。

（一）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这一时期非洲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心是纠正“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为非洲经济史正名，并且恢复非洲经济史的本来真实面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的非洲经济史学者加雷斯·奥斯丁（Gareth Austin）指出，“欧洲中心论存在于各个层面。非洲经济史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个领域的第一代学者（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所使用的理论框架，绝大部分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盛行，关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经济，欧美学者一直流行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传统非洲社会”是“非经济社会”（non-economic Africa），这是一种孤立的社会，是一种静止不变的实体，即便它以龟的速度发展，那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西方学者认为，非洲大陆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之前，不存在什么经济活动。按照这个逻辑，非洲就没有什么经济史可言。这个观点也影响了一些非洲本土学者。十分明显，非洲经济史要建立和发展，首先必须批驳欧洲中心论。

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20年里，非洲经济史学者发掘史料，努力恢复非洲大陆经济活动历史的原来面貌。在这方面的一个突破性标志是尼日利亚学者戴克（K. O. Dike）的著作《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该著作揭示了19世纪尼日尔河三角洲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当时非洲人为了应对各种新的内部、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欧洲人贸易增长对于当地政治经济体制形成挑战而重新塑造了其体制，从而改变了其政治、经济战略。通过对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历史的长期观察，他推翻了长期以来流传的关于非洲社会静止不前的论调。同类的研究成果还有许多，如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希尔（Polly Hill）的《加纳南部可可种植者的迁徙》，该研究揭示了加纳可可生产者如何适应市场需求、自动进行迁徙、开辟新的生产场所和销售市场的情况。再如爱尔兰学者斯泽雷斯韦斯基（R. Szereszewski）在《加纳经济的结构变化》中指出，1890—1910年期间，当地农民积极的活动和成功的战略极大地推动了黄金海岸的可可生产，并且使它成为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加纳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上述研究都有力否定了非洲是个“非经济社会”的论点。此外，通过对于马里帝国崛起时贸易所发挥的作用以及14世纪后葡萄牙和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对尼日利亚农场生产的影响等课题的研究，学者们认为，非洲并不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按照美国学者莱温（Robert A. Levined）的观点，“非洲具有务实的开拓者，具有移民、安置和再安置的持久历史。……我们可以认为，非洲社会在变化和动荡中逐步适应与进步”。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非洲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Basil Davidson），他依据丰富的考古材料，在1960年出版了《古老非洲的再发现》（Old Africa Rediscovered）一书，批驳了欧洲中心论宣传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谬论，认为“非洲一些国家在中世纪初期从文化方面来讲，往往比同时期的欧洲还要先进”。客观地讲，在非洲经济史领域，“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十分广泛，因此消除其影响也远非一日之功。在非洲经济史的开创阶段，各国研究者展开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为奠定和发展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对奴隶贸易的研究

长达400年的奴隶贸易在非洲历史上的影响十分深远，可以说，它是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成为日后非洲大陆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但是，由于缺乏统计资料，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宏观研究（诸如奴隶贸易的整体规模等）的层面上。英国著名学者巴兹尔·戴维逊在《黑母亲：非洲奴隶贸易的岁月》中，阐述了奴隶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了奴隶贸易对于欧洲和非洲的不同影响。他认为，在400年奴隶贸易中，有4000万非洲黑人被作为奴隶贩运海外。美国的曼尼克斯和考利（Daniel P. Mannix and Malcolm Cowley）在1962年出版的《黑色货物：大西洋奴隶贸易史1518—1865》一书中研究了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作者估计，这一时期奴隶贸易的规模至少在3000万至4000万人之间。美国非洲史专家柯廷（P. Curtin）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在奴隶贸易期间，输入美洲的奴隶为956万人。奴隶贸易的巨额利润促进了西方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美国种植园的发展，而非洲则付出了社会分裂的悲惨代价。美国的杜依格南和科莱德尼（P. Duignan and C. Clendenen）在《美国与非洲奴隶贸易》中剖析了奴隶贸易作为美国建国过程中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对前殖民时期非洲贸易活动的研究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学者们十分关注非洲的贸易活动。关于前殖民时期的贸易，一些学者运用文字或者口述资料，揭示了前殖民时期非洲内部贸易重要性，这种内部贸易甚至能够成功与对外贸易进行竞争。匈牙利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 Polanyi）在1966年出版了《达荷美与奴隶贸易：对于古代经济的分析》，书中阐述了18—19世纪的达荷美王国的经济生活。他认为，非洲经济的合理性就在于从欧洲的进口贸易。在前殖民时期，非洲也存在许多集贸市场，以及我们在20世纪经济中所称的“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非洲本土的贸易体系代表了市场组织的古代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对外贸易被国家所垄断，价格是由双方商议或者政府指定，而不是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这样就防止了商业化和内部社会的其他干扰。但是，一些学者驳斥了波兰尼的观点，认为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价格与市场和供应已经存在一定关系。1973年，英国著名的非洲经济史专家霍普金斯（A.G. Hopkins）出版了《西非经济史》，把西非纳入了市场经济的类别。在传统上，西非被视为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更多地卷入市场，而且历史更长。虽然现在还无法从资料中判断西非在什么时候形成这个特点，但是由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盛行，西非的有关资料更加丰富。然而，许多学者强调，与欧洲人的贸易接触，可能毁灭了非洲的经济体制。也有一些学者通过运用成文和不成文资料，指明了非洲的内部贸易对于非洲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对于贸易的进一步研究，聚焦于贸易对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作用，以及社会结构变化对于贸易的反作用。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科昂（David William Cohen）认为，非洲大陆的内部贸易对于非洲帝国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很大作用。在西非形成的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都与内部贸易联系紧密。另外，在对外贸易中，米拉科尔（Marvin Miracle）指出，“非洲商人无法与欧洲商人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欧洲商人提供了传统商业所需的重要货物，或者提供质量一流的替代品。一直依靠步行进行长途贩运的非洲商人几乎被欧洲商人、官员和传教士所消灭”。

对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贸易，有学者认为已经达成下列共识。其一，非洲居民对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并非反应迟钝，或者没有反应。非洲人在非洲经济范围内，对于可以选择的广阔领域已经并且始终在做出自己的选择。其二，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在地区内部或者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十分普遍，对此应该引起重视。其三，介于前殖民时期与殖民时期的过渡时期至关重要。在过渡时期，非洲本土企业家的作用被排斥，为了发展海外贸易路线，非洲本地的长距离贸易路线遭到破坏，大量国内市场遭毁灭，自给自足的商品被进口商品所替代。这一切与以出口为目的的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的迅速扩展同步进行。其四，在迅速扩展的进出口市场里，非洲人力图掌握和控制中间商人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货币或者财政信贷，并且受到欧洲商人的阻扰（进出口贸易常常由一个欧洲公司操作、欧洲商人得到殖民当局的扶持等），因此明显处于劣势。

（四）关于殖民地经济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极大影响了当时的非洲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对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即专门研究欧洲经济利益集团如何对非洲进行殖民瓜分，已经成为集中进行学术调研的课题。关于西方对于非洲的瓜分，英国学者鲁滨逊、加拉赫和丹尼（Ronald Robinson, John Gallagher, Alice Denny）在《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这就是非洲瓜分直接来自欧洲。但是，这不是私人商人和投资者的行为，而是出于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军队所表现出的“政府意识”，其动力是政治和经济战略的长期目标。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支持这个观点。关于非洲殖民地经济的性质，英国历史学家菲尔德豪斯（D. K. Fieldhouse）的观点有较大影响，他认为“外国统治把非洲强行带入世界经济，并且确保其将来的发展，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是混合经济，都将置于西方经济的引导之下”。著名的圭亚那历史学家罗德尼（W.Rodney）运用依附论，认为欧洲在非洲建立的殖民制度应该对于非洲经济的欠发达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殖民制度掠夺了非洲大陆的财富，延缓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部分非洲学者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强制干预理论，认为殖民地当局压制和摧毁了当地农民经济。意大利经济学家阿瑞吉（G.Arrighi）进一步指出，非洲的迁移农民（settler）一开始为市场提供少量的产品，但是由于政府力图把非洲人赶入劳动力市场，为欧洲雇主提供男性劳动力，因此非洲迁移农民的经济活动遭到镇压。

关于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发展，一个重要问题是解释殖民地经济与前殖民时期发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欧洲人在非洲建立公司应作为非洲发展的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必须搞清殖民地产出的利益是否在西方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平均分享了，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欧洲社会推动现代化的经济力量却并没有在非洲出现和发挥力量。根据当时的研究可以看出，欧洲的殖民垄断公司没有很好地推动非洲的经济发展。学者们认为，殖民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力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产生现代化，这是殖民统治的缺陷。其原因有二，一是殖民官员狭窄的保守主义意识，二是少数欧洲公司对于殖民地贸易和资源的垄断性控制。

评估殖民时期的非洲，成为当时流行的课题。美国的非洲史专家曼宁（P. Manning）提出了评估的指标，即贸易、技术进步、欧洲的投资、殖民政府的支出、税收、货币、管制行动、机会成本、教育、法律与秩序以及政治强制。曼宁经过综合考察后认为，殖民主义并不是世界各地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非洲出现殖民统治是因为一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强大，而非洲本土的力量太弱小；二则是非洲的体制与欧洲完全不同。因此欧洲人认为，建立正式的殖民帝国比实行非正式的控制更加有效。他的结论是，在殖民统治下，殖民者的利益必须首先得到满足，而非洲人民的利益只有在殖民者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考虑。

学者们对于殖民地时期经济作物生产的扩张，以及大量经济作物的出口对于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英国的欧文（E. R. J. Owen）发表了《棉花与埃及经济（1820—1914）》，作者阐述了埃及的棉花生产的发展过程，认为棉花生产带来了经济增长，然而广大农民并没有享受到棉花生产和出口的利润，而且经济增长也没有带动社会发展。密歇根大学贝里(Sara S. Berry)的博士论文《尼日利亚西部的可可生产（1890—1940）》对于1890—1940年尼日利亚西部的经济作物可可生产的发展作了阐述。美国的鲍德温教授（R. E. Baldwin）的《经济发展与出口增长：对于1920—1960年北罗德西亚的研究》则阐述了北罗德西亚采铜业的发展以及对于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作者认为，北罗德西亚的殖民地经济是一种二元经济，一方面铜矿业迅速发展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人口并没有因为铜矿业发展而摆脱贫困和落后。

对于殖民主义的看法，一种观点以美国的甘恩和杜伊格南（Gann and Duignan）为代表，他们把非洲近代史解释为非洲大陆接受欧洲的政治经济力量，从而推动了非洲的进步的时代，所谓“帝国主义剥削”只是少数不满者的思想。他们的结论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尤其在1869年以后）是一种正面和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负面和破坏性的因素。自由主义史学家以英国学者克劳德（M. Crowde）为代表，认为殖民主义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还有一种观点以法国学者法农（F. Fanon）为代表，他并没有进行道德层面的判定，而是指出了殖民制度在物质和文化层面对于非洲人民的压迫，他对殖民主义产生的恶劣影响进行了批判，认为殖民主义应该被否定。

（五）对非洲大陆整体或者次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在这个阶段，学者们也开始尝试对非洲大陆的区域和整体经济史进行研究，并且产生了一批成果。霍普金斯出版了《西非经济史》，作者以一个次区域作为视角，阐述当地的经济发展历史。由于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因此这部著作在非洲经济史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Z.A.孔扎吉（Z. A. Konczacki）和J.M.孔扎吉（J. M. Konczacki）编辑出版了《热带非洲经济史》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的时段涉及前殖民时期，第二卷涉及殖民时期。这两卷经济史，以论文汇编的形式出现，研究地域划定在热带非洲，主要用作学生的教材。南非开普敦大学的威京斯（P. L. Wickins）撰写了《非洲经济史：自远古至瓜分》，五年后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经济史著作《非洲经济史（1880—1980）》，这两本著作实际上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非洲经济史。从时间上看，涉及从远古时代直至20世纪80年代；从空间上看，它第一次囊括了整个非洲大陆（包括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套非洲经济史著作资料丰富，很有特色。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夫·奥斯丁（Ralph A.Austen）于1987年出版了《非洲经济史：内部发展与外部依赖》，该著作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奥斯丁力图达到学术竞赛中的两项壮举。其一，是马拉松式的任务，包括收集和整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时间从约巴人‘从地洞中走出来’直到今天，这些文献资料具有极高价值。其二，做了许多非常深入的总结，而这又是建立在独立讨论跨越若干世纪的广泛的主题的基础上”。

综观上述四套不同版本的《非洲经济史》可以看出，不同作者对于非洲经济史做出了不同的探索和处理。第一，威京斯把整个非洲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包括了北部非洲。其他著作都以非洲的一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如奥斯丁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就排除了北部非洲。两位孔扎吉把研究范围收缩至热带非洲，而霍普金斯只是关注西非地区。第二，对于著作文本的结构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有的采用论文集的方式，一篇论文独立成章，这样可以较为深入剖析经济史专题。有的以专题分章，可以比较全面地阐述专题的内容。第三，对于非洲经济史研究时段的划分也不尽一致。霍普金斯把殖民经济时期的时间界定为1900—1960年，即1900年之前为传统经济时期，而1960年以后为发展民族经济时期。Z.A 孔扎吉和J.M.孔扎吉把传统经济与殖民地经济时期的分界线定在19世纪末，即柏林会议及其随后的瓜分阶段。威京斯把远古至1880年作为传统经济时期，1880—1960年为殖民经济时期，1960年以后为民族经济发展时期。奥斯丁则没有进行明确的历史分期。上述著作的不同之处，恰恰反映了这一阶段对于非洲经济史的整体研究尚处于探索时期。

开创阶段的非洲经济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开创阶段，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首先，以坚实的历史事实批驳了“欧洲中心论”，推翻了长期统治非洲历史学科的荒唐理论，非洲经济史得以逐步恢复其真实面貌，从根本上使非洲经济史成为一门学科。其次，对非洲经济史的若干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且获得了一批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的趋势，既有断代史研究（诸如对前殖民时期的研究和对殖民地时期和后殖民地时期的研究），也有对专门经济部门的研究（如对农业经济的研究和对贸易活动的研究）；既有国别研究（如对尼日利亚等国的经济史研究），也有非洲整体经济史（出版了数个版本的非洲经济史）的研究。非洲本土著名非洲经济史学界泽勒扎（T. Zelera）曾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做了如下总结，“在过去20年里，非洲经济史研究成熟了。人们只要比较一下，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设想和缺乏活力的观点，而在20世纪80年代则提出了具有自信和综合性的观点。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非洲经济史研究成为巨大的国际事业，它不会再被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方法论的传统所左右”。

第二，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这一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殖民时期，文章一般都注重贸易、生产、公司和政府政策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殖民时期的历史资料大大多于前殖民时期，从而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同理，前殖民时期的文章数量不多，主要受到资料来源有限的束缚。对于非洲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情况，由于时间较短，尚难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第三，这一阶段的研究者队伍主要由两部分学者组成，一部分出身于历史专业，另一部分出身于经济专业。由于彼此的工作语言、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并不多。鉴于各自专业的特点，他们的研究形成一种分工，经济学出身学者的研究重心在1960年以后的时段，即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而历史专业出身的学者关注的重心在1960年以前的时段，即前殖民时期与殖民时期的经济活动。两者互不依赖和互不交流的状态实际上阻碍了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因为经济学家缺少历史学基础，而历史学家则不掌握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两者在研究时段上的区别，正是非洲经济史研究队伍结构构成的具体反映。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非洲经济史研究转入低谷。如霍普金斯指出的那样，与前一阶段相比，其研究热潮衰退，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呈现萎缩的趋势。“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史已在过去的20年里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和清晰度。它不再被认为是处在历史研究的前沿阵地。一门学科再也提不出各种可以吸引大量专业学者注意力的课题时，那么它的相对重要性也降低了。”非洲经济史研究之所以出现不景气的现象，主要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三股力量把非洲经济史研究推向了边缘化。其一，非洲经济衰退。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随后的债务危机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使得非洲经济也遭到重创，经济发展形势令人担忧。当时流行“非洲悲观主义”，人们对于非洲的经济发展失去了信心。在这种气氛下，对于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自然也相应减弱。其二，历史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离加快。经济学发展了具有本学科独立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逐渐把计量和统计作为研究手段。经济学的发展增加了历史学家们对于经济学的陌生感，一些对于数学方法不太熟悉的历史学家，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兴趣下降，从而造成一些历史学家疏远了对于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其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90年代流行于史学界，使得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力由物质层面转向文化层面，经济史的研究必然受到影响。虽然非洲经济史的研究陷入不景气的境况，但是研究工作仍然还在进行，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关于妇女与经济方面的研究

1975年是国际妇女年，随后10年是联合国妇女发展十年，国际社会的行动推动了妇女发展成为非洲国家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1981年非统组织通过了《拉各斯计划》，对于联合国的妇女十年做出回应。计划强调，在1980—1985年对于妇女予以特殊关心，尤其在教育、培训、就业、组织机制、通信、大众媒体、营养保健、家庭生活、研究、数据收集与分析、立法和行政管理等领域，形势的发展推动了学界对于非洲妇女，尤其是妇女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美国学者斯密特（Elizabeth Schmidt）于1992年出版了《农民、商人和妻子：津巴布韦历史上的修纳族妇女》，这部著作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显示了在罗得西亚殖民地时期，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中的重要地位。作者指出，在殖民时期，妇女劳动成为非洲人抵抗工资雇佣劳动的基础，但是她们的处境其实更困难，因为她们受到双重统治，即非洲男人和欧洲男人的统治。南非金山大学教授波宗利和姆库宋（Belinda Bozzoli and Mmantho Nkotsoe）在1991年出版《弗肯妇女：在南非的意识、生活战略和迁居，1900—1983》一书。弗肯是德兰士瓦西部的一个社区，作者紧紧抓住妇女在各个时期的生活，从早年的孩童生活，到教会和学校的经历，再到“离家”去城市找工作、成婚后在城市的家庭生活和回家乡的老年生活。书中有丰富的口述材料，对于了解非洲妇女的生活经历有一定帮助。美国学者伯杰（Iris Berger）对于女性在南非的经济活动做了研究，内容包括妇女、工作、家庭、社区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在20世纪对欧洲、非洲和混血妇女在生活中的复杂互动作用。她调查了妇女参与的非农业经济活动，探究了职业妇女因为种族、年龄、婚姻状况和生活国家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选择和经历。妇女的第一个工作机会也是最多的工作机会，是在“非正式部门”和服务部门，包括啤酒酿造、卖淫和家务劳动。当女性进入工业劳动力市场时，她们集中在那些仅仅与家务相似的行业，如服装、纺织品和食品生产。

（二）关于奴隶贸易的研究

这一阶段对于奴隶贸易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主要关注奴隶贸易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1992年，美国学者伊尼可利和恩格曼（J. E. Inikori and S. L. Engerman）把1988年在罗契斯特（Rochester）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编辑出版，书名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对于非洲、美洲和欧洲经济、社会和人民的影响》。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为学生提供了一本使用方便的教科书，书中主要涉及奴隶制和大西洋世界，具体内容包括奴隶制与工业革命、奴隶制与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业、奴隶贸易的人口统计，以及奴隶贸易对于欧美国家发展的作用。美国学者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的著作《大西洋世界形成中的非洲和非洲人（1400—1680）》于1992年出版，并于1998年再版，书中探讨了15世纪到18世纪期间非洲对大西洋世界活动的参与，它特别关注奴隶贸易在非洲、欧洲和新世界的起因与后果。作者在标题页前面插了一句话：“非洲是大西洋世界的自愿和积极的参与者。它有能力决定如何与欧洲发展贸易。”作者的非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批评。这一时期对于奴隶贸易的研究逐步进入微观研究。英国学者劳（Robin Law）对西非阿拉达王国的奴隶贸易分阶段进行了剖析，对于奴隶的价格变化也做了比较。作者对当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对葡萄牙人的奴隶贸易规模有所低估，而对荷兰人的奴隶贸易数量又出现高估。

（三）关于前殖民时期生产力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的非洲经济史研究大多聚焦于贸易与商业经济，而20世纪70年代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体系学派兴起后，其研究的注意力则转移到非洲的生产力。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非洲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只能依靠外国制造品，因而刺激了非洲的商业发展。从这方面来看，非洲商业的发展是受了外部因素的推动。拉尔夫·奥斯丁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非洲生产力水平低下，尤其是制造业，因此1450年欧洲海运开辟了大西洋贸易后，非洲就对于欧洲制造品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促进了奴隶的出口，以便抵销制造品进口的支出，同时它又进一步降低了非洲的生产能力。这种循环最终导致非洲经济的对外依赖，并且在世界经济中趋于边缘化。美国学者马鲁伟斯特（Marian Malowist）则认为，非洲经济落后的原因是非洲大陆的生活环境对于居民缺乏挑战，居民没有生活压力从而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英国的霍普金斯和赫德里克（Headrick）则认为，并不是因为非洲的生态环境，也不是因为与外界隔绝而丧失了创新。事实上在1500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非洲人充分接触了欧洲人的技术，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创新。非洲人接受欧洲人的唯一技术是枪，但是枪与生产技术无关，而与奴隶贸易有关。拉尔夫·奥斯丁在《非洲经济史》中表示，非洲人保守的原因在于生存性的经济战略，这种战略认为创新过于冒险。约翰·桑顿的看法与上述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1800年之前非洲的生产力水平并不低，正是由于具有很高的生产力，所以可以不使用欧亚的技术。不过，桑顿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四）对于独立后经济发展的反思

对于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进行反思是这一阶段研究重心之一。对于如何评价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调整，世界银行认为，一方面结构调整方案基本上是正确和可行的，不足之处只是在实践中的效果较慢；另一方面结构调整效果的好坏，与贯彻执行方案的力度成正比，执行得力，效果则好，执行走样，效果则差。非洲国家与世界银行持有不同看法，1990年7月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26届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非洲政治、社会、经济形势和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宣言》。宣言对结构调整的实践作了评价：“为了解决困难的经济状况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我们这些国家都进行过认真的努力。我们这些国家大都曾同国际货币和金融组织一道实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并为之付出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但我们认识到，这些短期措施不足以在巩固的基点上完全恢复我们的经济，也不能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非统组织与非洲国家政府认为，结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后，关于结构调整的讨论仍未有定论，一直持续至今。

非洲经济发展陷入低谷，也引发了对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讨论。美国延萨内(Aguibou Y. Yansané)的著作《非洲的发展战略》分析了非洲大陆层面的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外贸易、政治、当地传统和国际关系等因素，剖析了各种非洲战略的得失。阿萨摩阿（Ansa Asamoa）《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加纳为例》则做了个案分析，作者介绍和分析了加纳独立后实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五）《非洲经济史》的新版本

马拉维学者泽勒扎（Paul Tiyambe Zelea）在1992年出版了《现代非洲经济史》第一卷（19世纪），作者认为，过去的非洲经济史都强调贸易与交换体系，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作用（包括对非洲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作用），而没有考虑当地生产力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了在方法论与理论方面的缺点，比如，过分依赖人类学。他认为新古典主义、依附论和马克思主义主导了非洲经济史的研究，但是却提供了片面、有时又错误的分析。

在这一低潮阶段，非洲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下述特点。第一，这一阶段的非洲经济史研究因非洲经济衰退等原因而陷入低谷，研究的热度有所降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不如前一阶段了。但是，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中断，有些既有课题的研究仍然在继续，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对于妇女与经济问题的研究。

第二，经济史是一门与现实经济发展联系比较紧密的学科，因此，非洲经济的衰退引起学者们对于独立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反思。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如何看待非洲大陆独立后的经济发展这个课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领域。有学者讨论发展战略问题，有学者讨论贫困问题。这些讨论和研究无疑都有利于非洲经济的发展

第三，非洲本地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在很长时间里，非洲经济史研究队伍的主力始终是欧美学者，这种状态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非洲学者的研究力量逐步壮大，研究成果逐步增加。在某些研究领域，如非洲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方面，非洲学者的成果比较集中。此外，马拉维学者泽勒扎撰写的《现代非洲经济史》第一卷（19世纪）集中体现了非洲学者的观点，反映了非洲学者较高的研究水平。

进入21世纪，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开始复苏并再次走向高潮。非洲经济史的复兴并不是偶然现象，这与当时的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都直接相关。其一，非洲经济经过长期的停滞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正增长，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国际社会对于非洲的评论也从悲观的“失去希望的大陆”，日益转向充满希望的“非洲的崛起”。非洲的变化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兴趣，不少学者开始回顾过去，力图寻找非洲经济增长的历史原因。非洲经济形势的好转，为非洲经济史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动力。

其二，大量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加入非洲经济史研究，给非洲经济史注入了新的活力。霍普金斯指出：“继续忽视经济史不仅削弱了非洲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也使得历史学家们远离一些关于发展政策形成的重要辩论。不过，现在历史学家们拥有了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机会来重新探究非洲经济史。历史学家专心于诸如种族、性别和身份的话题时，其他学科的专家则转向试图理解当前贫困的根源。至少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构建一种新型的非洲经济史。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也开始追随他们的脚步。”

其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非洲经济史研究中产生了“数据革命”。南非学者富里（Johan Fourie）指出，数据革命的发生主要依赖于计算能力、数据处理软件和在线资源的发展，它使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能够获取更大范围的历史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原来存储在王国、前殖民地的档案之中，现在可以在史无前例的规模下进行剖析。

这一时期的非洲经济史研究可以被称为“新非洲经济史”，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新的研究理论的出现

一是对于非洲经济落后的历史原因，提出了“财富的逆转”论。此前有许多学者强调殖民主义对于非洲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但是美国经济学家阿齐默鲁和约翰逊、鲁滨逊(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三位学者发表的两篇论文《比较经济发展的殖民源头：一个实证调查》和《财富的逆转：在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地理与制度因素》，对殖民主义统治的负面作用做了新的解释。三位学者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西方殖民者在不同殖民地建立了不同的统治制度，从而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比如，1500年欧洲对一些原先相对富裕、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实行殖民，实施了残酷的掠夺制度，1995年殖民结束时这些地区则成了贫穷的地区。而1500年对一些相对贫穷的地区殖民后，实施了建设性制度，其在1995年殖民结束时则成了相对富裕的地区。非洲属于前者。“财富的逆转”观点受到许多非洲经济史学者的批评。然而，他们的观点也确实刺激了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兴趣。

二是进一步剖析了非洲殖民地与宗主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芝加哥大学教授彭慕兰（K. Pomeranz）在2000年出版了《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后引发了一场争论。在过往历史中，除欧亚以外的地区包括非洲都被视为边缘地区，因此这些地区都缺乏研究的价值。彭慕兰的著作一针见血地指出，海外殖民地对于英国经济的发展，除了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外，更加重要的贡献是“生态缓解”。2002年，伊尼科利（J. Inikori）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非洲人与英国工业革命：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他从多个方面进一步强调了非洲与英国工业革命的紧密关系，包括非洲奴隶生产的商品推动了大西洋商业的发展、奴隶贸易提供了开发新大陆的劳动力、大西洋奴隶贸易促进了英国航运业、非洲生产的原料满足了英国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大西洋市场推动了英国工业化的主要部门的发展。他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关于非洲与欧洲宗主国经济关系的研究。

（二）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在这一阶段，非洲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极大丰富，这主要是引入了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其中包括考古学、历史语言学、人类体格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在非洲经济史研究中，采用了统计学和历史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对一些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加纳、冈比亚、马拉维、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建立了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内容包括进口数量与价值、出口数量与价值、政府支出、税收、工资、价格、学生入学率、公路长度和电力消费等。通过不同时期经济数据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从殖民时期至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的轨迹。

运用人体测量学的方法，研究非洲历史上人类的营养与健康的变化。目前，非洲经济史的数据库里正在增加非洲人体测量方面的资料，学者们已经发现和收集了来自加纳、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的此类资料，这些资料显示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当地经济作物的扩张对改善非洲居民生活的影响。

语言地层学（linguistic stratigraphy）的创立，有利于了解和发现语言之间的基因关系，因此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对于这种基因关系的研究，解析非洲各族迁徙和融合等历史现象。

考古学提出了完善研究的方法，历史学家要有效运用考古资料，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些考古资料形成的途径与使用的方法。历史学家在评估考古资料时，应该考虑一些问题，如文物恢复的方法是否有利于保护文物，是否有利于对文物出土前后的变化做出评估。此外，还提醒历史学家，放射性碳定位年代法不能作为考古的唯一证据，它必须与其他技术联合使用。

骨骼生物学（skeletal biology）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生活方式、健康、疾病、人口亲姻关系以及有关人类饮食方面的知识，这些资料大大推动了非洲经济史的研究。

植物学研究以历史的眼光对非洲植物进行调研，他们认为，农业的起源来自人与种植活动共同进化的结果，他们确认高粱和非洲大米由非洲居民培植。此外，通过对于植物名称的语言学分析，通过流传的民间故事和谚语，可以揭示某些植物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人民所持的态度。

在非洲人口资料领域，学者采用各种新方法，诸如推算法和参照法等，逐步建立起非洲人口的历史和时间序列。推算法把1950年作为非洲人口系列的基准点，然后向前推算。参照法是考虑到整个热带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变化有某些相似，因此以印度人口增长率作为参照物，把具有完整人口资料的印度作为非洲人口增长率的参照系。

（三）对原有课题研究的继续深化并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关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量研究。为了弄清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真实规模，学者们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克莱因（H. S. Klein）和其他一些学者开始从尚未公开的资料中收集有关贩奴航行的档案材料，并且把它们编写成计算机语言以此建立资料库。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分别建立了16个此类资料库，总共收录了1.1万次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但是，由于上述资料库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存在重叠现象，而且各自使用不同的文本格式，资料库之间也无法兼容，这种情况妨碍了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进一步研究。于是，英国学者依尔提斯和新西兰学者贝尔伦特(David Eltis and Stephen Behrendt)在1990年英国公共档案馆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单一、多资料来源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航行资料库》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响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学者自愿提供了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如荷兰方面的资料）。于是，1999年首先出版了包含有1.4万次贩奴航行记录的光盘（CD-ROM）。2001—2005年，学者们集中精力收集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档案材料，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安哥拉的罗安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巴伊亚、里斯本、哈瓦那、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和伦敦。18世纪的报刊资料则主要来自牛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1999年以后收集的资料占资料库的60%。目前，一个比较完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资料库已经基本建成。

（四）日益重视对当代非洲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非洲经济扭转了长期下滑的趋势，经济发展开始出现正增长，这种势头一直保持到21世纪初。关于如何看待这种增长、如何保持经济增长这一问题，非洲学者特蕾莎·莫约（Theresa Moyo）在其主编的《非洲的贸易与工业发展：关于战略与政策的再思考》中指出，从整体上讲，非洲在大陆、次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贸易与工业发展都不尽如人意。近年来，非洲经济有强劲增长，但这都是由于世界市场对于非洲原料产品的需求所导致的。这种增长对于非洲的贸易与工业发展的推动十分有限，非洲如果希望改变现状，其经济结构必须转型。当然，非洲国家的国情各不相同，因此转型不能采用一个模式，非洲国家还应学习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成果经验。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捏（Landry Signe）出版了《非洲创新发展战略》，他指出在20世纪后期，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出现变化，由国家主导发展战略转变为地区经济一体化战略，作者探讨了战略变化的关键推动力。通过对于独立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分析，指出了国际、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学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在《死亡的援助：援助为何不起作用以及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帮助非洲》中认为，援助不仅无效反而有害，援助的金钱加深了政府的腐败和民众的依赖，她建议采用投资的方法，这样才可以更加有效减少贫困。进入21世纪后，非洲与新兴经济体的联系不断加强，其中与中国的经济来往尤为密切。国际社会对此十分关注，关于中非关系的研究数不胜数，其中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的研究值得关注。

在新的研究高潮阶段，非洲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非洲经济的强劲复兴，推动非洲经济史进入了“新非洲经济史”阶段，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成果不断涌现。一些原先空白的研究领域（如非洲各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逐步得到关注，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如奴隶贸易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深入拓展。学者们跨越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分界进行连续性研究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为非洲经济史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的是，这一阶段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长足进展。

第二，这一阶段非洲经济史的研究队伍构成更加全面和合理，各种专业的学者，包括历史学、经济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加入了非洲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他们带来了各自专业的研究理论、方法和手段，极大地丰富了非洲经济史的综合研究实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手段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克服了非洲经济史历史资料缺乏的难题，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非洲经济史的研究。

第三，对于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各国学者联合研究的趋势日益加强，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又为这种联合研究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在关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规模和数量的研究中，为了建设《大西洋奴隶贸易资料库》，参与收集资料的专家就有五十余位，他们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巴西、新西兰和葡萄牙等国。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事例是，非洲经济史研究者于2011年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网站（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通过这个网站，各国非洲经济史领域的学者有了相互联系、合作和研究的平台。该网站及时公布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定期召开各种类型的非洲经济史学术研讨会，研究平台的9名管理委员会成员来自瑞典、加拿大、美国、英国、荷兰、尼日利亚和南非，目前在这个平台进行注册的人数已经超过3万。

通过对半个多世纪非洲经济史研究动态的剖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洲经济史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非洲经济史研究的兴衰始终与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当非洲经济得到较好发展时，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动力就得到加强，而遇到非洲经济衰退时，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就往往陷入谷底。

第二，在逐步破除“欧洲中心论”对非洲经济史统治的基础上，探索非洲经济活动的历史真相，是半个世纪以来非洲经济史学者们的主要活动。非洲经济史研究已经逐步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态势，既有非洲大陆的整体研究，又有次区域（东非、西非、南部非洲、北非等）和国别层面的研究；既有对古代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又有对近代殖民时期和现当代非洲经济的研究；既有对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又有对微观经济部门的研究。

第三，非洲经济史研究逐渐形成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不同学科带着各自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进入非洲经济史的研究领域，给非洲经济史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不但有效克服了历史资料稀缺的难题，而且使跨学科综合研究成为非洲经济史的显著的研究特色。

第四，在非洲经济史研究中，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学者至今仍然是研究的核心力量。他们的研究主导着非洲经济史的发展方向。但是，令人欣喜的是，随着非洲国家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由非洲本土培养的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队伍在逐渐形成和壮大。非洲本土的研究人员对于本地的历史与现状具有特殊的感受，因此他们研究更加切合实际。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将对于非洲经济史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与世界经济史或者其他地区经济史研究相比，非洲经济史研究仍然显得相对落后，这与非洲经济史起步较晚、研究资料不足有直接关系。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借助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深入，非洲经济史的研究前景仍是无可置疑的。

作者：舒运国，系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

本文刊登于《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