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祥教授为2017年3月6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撰文：《源远流长的古代中非关系》。以下是正文内容：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列的伊本·白图泰塑像
《星槎胜览》书影
中国与非洲远隔重洋，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情况下，双方交往确实不易，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推动下，古代中非关系得以产生与发展。
公元前2世纪，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安息（今伊朗）使臣随汉使来到中国，《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使臣“以大鸟卵及犂靬眩人献于汉”。“犂靬眩人”就是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魔术师。埃及魔术师到中国，标志着古代中非关系的开端，所以我们常说，中非关系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埃及魔术师到中国，走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当时，中国的丝绸很受埃及上流社会的钟爱，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留下了身穿丝绸服装的肖像画。
中非海上交通的开辟则发生在东汉年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从海路献象牙、犀牛角、玳瑁。大秦王安敦的身份尽管存疑，有人说他就是罗马帝国的马可·奥勒留，也有人说是埃及亚历山大的商人冒充的，但是这些贡品是在非洲置办的，所以这一事件标志着中非海上交通的贯通。
杜环访问非洲
杜环是唐代到过非洲并留下文字记载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有名有姓到访非洲的中国人。
唐代中国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但在阿拔斯王朝建立初期，双方于751年在中亚的怛逻斯（Talas）发生了一次战争。镇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为大食所败，随军的杜环被俘。此后杜环随大食军队一路西行，从中亚到西亚，再到北非。762年，杜环乘商船回到广州，并将其见闻写成一部《经行记》，该书早已失传，现只有一千五百余字保存在杜佑撰写的《通典》中。
根据《经行记》的记载，杜环到过非洲的摩邻国和埃及。他写道：“去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鱼干，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在介绍大秦风俗时，他写道当地医生“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从摩邻国的地理方位、气候特征、风土人情以及宗教信仰来看，该地无疑位于非洲大陆。但到底在哪里学界存有争议，有的说在东非肯尼亚的马林迪，有的说在北非马格里布或摩洛哥，有的说在苏丹的麦罗埃，还有的说在东非的阿克苏姆，但这四种说法都没有超出非洲大陆。大秦一般指东罗马帝国，但往往包括埃及在内，杜环对埃及高明的医术印象深刻，尤其是对其高超的脑外科手术颇为赞赏。
杜环在游历亚非十余年之后，最终乘商船回到中国，他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唐朝是古代世界十分繁荣而且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国家，阿拉伯商人云集长安和广州，其中也不乏非洲人。在杜环回国数十年后，唐朝宰相贾耽在801年左右完成的《贞元十道录》中记述了“广州通海夷道”，这说明唐代已经熟知从中国到东非的航线了。
中非旅行家互访
在唐宋中非交往的基础上，元代中非旅行家实现了互访。
伊本·白图泰是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他周游世界留下了《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本·白图泰出生在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穆斯林法官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于1346-1347年间访问过元代的中国，先后到过泉州、广州、杭州、北京等地。
泉州是他见到的第一座中国城市。他称赞泉州港“是世界上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他在泉州还见到了在此经商的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传教士。在泉州等候元朝皇帝诏书期间，伊本·白图泰游历了广州，他说广州“是一大都市，街市美观”。
得到诏书后，伊本·白图泰经赣江、鄱阳湖、长江至汗沙城（今杭州）。他发现杭州有许多犹太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住在这里生活和经商，其中包括埃及人欧斯曼。伊本·白图泰在杭州的十五天便住在这位巨商的家中。
离开杭州后，经过六十四天的水路，伊本·白图泰到达汗八里城（今北京）。伊本·白图泰说，“可汗的宫殿位于城的中央”，其建筑多为精心雕刻的木质结构，布局独具风格，有七座门，由御林军把守。
伊本·白图泰在中国待了一年多，对中国的繁荣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说：“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
而在此之前，一位叫汪大渊的中国旅行家已造访过非洲许多地方。汪大渊，江西南昌人，他的生卒年不详，他二十岁时出洋，回国后于1349年根据亲身经历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记叙了九十九个亚非国家和地区。
根据《岛夷志略》的记载，汪大渊到访过北非的埃及、马格里布地区以及东非沿岸等地。
汪大渊是从麦加经红海北上埃及的。当时统治埃及的是马木路克王朝。13世纪末14世纪初，马木路克王朝正处于强盛时期。他们打败了欧洲十字军的东侵，又阻止了蒙古军队的西进，使埃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汪大渊称埃及为马鲁涧国：“国与遐迩沙喃（今耶路撒冷）之后山接壤，民乐业而富。周回广一万八千余里。西洋国悉臣属焉……兹地产马，故多马军。”
接着，他从亚历山大乘船到摩洛哥的丹吉尔。他称丹吉尔为“挞吉那”，他说此处“山少田瘠，气候半热，天常阴晦。俗与羌同，男女身面如漆，眼圆……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鹘石为活。”由于丹吉尔位于非洲西北角，靠近大西洋，被阿拉伯人看作极西之地，中国人眼中的“日入之处”。
汪大渊还到过东非的桑给巴尔、肯尼亚的基拉尼。他将基拉尼称为“加里那”，关于“加里那”，汪大渊记载道：“气候稍热，风俗淳厚。男女髡发，穿长衫。煮井为盐，酿椰浆为酒。地产绵羊，高大者二百余斤……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细绢、铁条、苏木、水银之属。”
汪大渊游历非洲之广超过杜环，他是古代中国在海外游历最广的旅行家。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货物在非洲很受欢迎，如丝绸、瓷器、铁器等。
由于元代中非之间交往的增加，中国人对非洲大陆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已经绘制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非洲地图，将非洲画成一个倒三角形。
郑和访问非洲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受命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走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每次动用的船只在二三百艘以上，随从官兵数万人。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航后，通常按照预定的航行计划，分成为若干小船队前往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从第四次下西洋（1413年出发，1415年返回）起，郑和船队四次访问非洲，密切了古代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
郑和访问非洲的目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加强明朝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其二，发展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到明成祖时期，遭受元明易代战争重创的中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国对非洲的香料、象牙、药材和珍禽异兽有较大的需求，而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等在非洲也很有市场。
在郑和访问非洲之后，非洲国家如米息（今埃及）、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地等也派使节进行回访。其中，1415年麻林地进贡麒麟在中国引起很大轰动。麻林地就是今天肯尼亚的沿海城市马林迪，当时是东非著名城邦。郑和到达东非后，对当地秋毫无犯，而是以公平的价格与当地人做生意。麻林地君主决定送一只长颈鹿给中国君主，以示对中国的敬意。长颈鹿在非洲只是寻常动物，在中国却是千载难逢的瑞兽麒麟。所以，麻林地进献长颈鹿是明朝外交大事，以至明成祖亲自到奉天门迎接护送长颈鹿的使臣。翰林院学士沈度还专门撰写了一首长诗赞颂麒麟来到中国，称之为“仁哉兹兽旷古一遇”。
郑和访问非洲，不仅密切了古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交往，而且也增加了中国人民对非洲的认识和了解，丰富了对东非沿海诸城邦的知识。随郑和访问非洲的船员留下了不少著作，如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费信在《星槎胜览》中留下了关于木骨都束的详细记载：“木骨都束国，自小葛兰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濒海，堆石为城，叠石为屋四五层。厨厕待客俱在其上。男子拳发四垂，腰围梢布。女子发盘于脑，黄漆光顶，两耳挂络索数枚，项带银圈，缨络垂胸。出则单布兜遮，青纱蔽面，足履皮鞋。山连旷地，黄赤土石，田瘠少收。数年无雨，穿井甚深，绞车以羊皮袋水。风俗嚣顽，操兵习射。其富民附舶远通商货，贫民网捕海鱼，晒干为食，及喂养骆马牛羊。”这些对东非城邦生动的描写，成为今天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2002年，《人民日报》记者在肯尼亚拉穆群岛西尤村找到了郑和船员后裔姆瓦玛卡·夏瑞馥，后来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帮助下，来到中国留学，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去年，笔者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了“中国女孩”夏瑞馥，她正在武汉的一所大学念医学博士，她表示毕业后，将回到肯尼亚当一名医生。“中国女孩”夏瑞馥的经历，续写了中非友好的佳话。
古代中非关系的发展也被考古发掘所证实，不断有中国古钱币和瓷器在非洲出土。在非洲出土的中国古钱币，以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最多。据不完全统计，非洲共发现中国钱币330枚，其中唐代4枚、五代十国时期1枚、北宋142枚、南宋64枚、明代10枚、清代4枚，年代不明者105枚。在这些钱币中，宋朝钱币占了绝大多数，这是宋代大力发展对非贸易的结果。瓷器也是中国输入非洲的大宗商品。就分布地区而言，几乎包括了整个非洲。北非的埃及和东非沿海是非洲发现中国瓷器最多的地方。中国输往非洲的瓷器种类繁多，包括三彩、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等各个系列的产品。在非洲出土的许多瓷器精品，在中国国内也是少见的。
古代中非关系是和平、平等的交往，这种交往增加了双方的相互了解，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它构成当代中非友谊的历史基础。
（张忠祥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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