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祥教授为2017年4月3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撰文：《源远流长的古代中非关系》。以下是正文内容：

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会议中心，这是中国援建非洲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非洲和中国在近代先后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非之间有着相似的历史和共同的命运。无论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还是在独立后发展民族经济、改善民生方面，中非双方都相互支持、互为依靠。因此，结成命运共同体是这一时期中非关系的本质特征。

        “五百年中断说”是不存在的

        关于近代中非关系，西方学者戴闻达和哈奇逊等人认为有一个所谓的“五百年中断”。哈奇逊在《中国的非洲革命》一书中说：“据《明史》记载，中世纪中非之间的最后一次接触是在1441年，其时米昔尔（即埃及）统治者遣使至明廷，‘贡骡、马及方物’。这种特殊的历史链条到此为止，两个地区下一次有记载的官方接触五百年后才到来。在万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握了手，这才开创了中国与非洲的现代联系。”

        “五百年中断说”是不存在的，它已被中国学者依据历史事实所否定。首先，人员交流没有中断。葡萄牙、荷兰殖民者一方面把黑奴带到中国：明代，荷兰殖民者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时，曾役使黑人打仗；1553年葡萄牙人窃据中国澳门后，把黑人带到澳门，充当挑夫、仓库看管、家庭奴仆等，明清两朝，澳门黑人最多时达到三四千人。另一方面，殖民者抢劫中国人为奴：1638年荷兰人把一批华人送到毛里求斯岛；17世纪6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逮捕一部分在印尼的华侨，送到开普殖民地做奴隶。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华工出国合法化。1867年，有几批华工被贩卖到马达加斯加。1889年以后，陆续有华工到今刚果（金）参加修建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的铁路。英布战争后，为了恢复南非金矿的生产，英国殖民当局决定从中国大量招募劳工，从1904年到1907年英国共招募华工63811人。1910年华工回国时，南非金矿生产已经超过了英布战争前。但是，矿主对华工“视如奴隶”，对“华工生死，漫不经心，而惟督令工作，坐享其利”。在高强度劳动及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华工伤亡率超过一成。有一名叫陈子卿的华工，以军功授五品蓝翎，被人骗到南非当矿工，不堪其苦，服毒自杀，留下一首绝命诗：“生长中华四十三，今日不幸来到番。英雄到此也无法，想返中国难上难。我今舍命别阳世，难为众人在此间。同乡做满三年后，顺带弟魄回唐山。”

        其次，中非经济交流有了新发展。近代中非经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古代。从地域来看，中国同非洲国家的直接交往，已经突破了北非和东非的界限，与西非、中非、南非也建立了联系。就深度而言，古代中非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但到了近代，中国商人在非洲开设商号，成立“中华会馆”，在南非、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等国均有华商从事贸易。茶叶成为中国输入非洲的大宗商品，如1904年中国向埃及出口红茶6209担，砖茶35405担。

        第三，外交关系不存在五百年中断，不过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古代平等的外交关系变成近代由殖民者中介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同非洲一些国家的殖民政府建立了官方接触。1898年签订的《中国与刚果国专章》，使刚果自由邦——也就是现在的刚果（金）成为与中国订立条约的第一个非洲国家。1904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保工章程》，规定清政府可派领事，赴招收华工之英国属地“妥行保护”。据此，清政府于1905年派刘玉麟为首任驻南非领事。

        近代，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的斗争中建立起来了深厚的情谊。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当时被荷兰人贩卖到台湾的黑奴，就曾加入郑成功的军队，专门成立了一个黑人火器队，共同打击荷兰殖民者。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声援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入侵，当时中国正面临日本侵略，进步报刊纷纷要求中国向埃塞俄比亚学习，呼吁“全民团结，一致对外”。与此同时，非洲人民和华人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南非华侨捐款近100万美元，马达加斯加仅1944年两次就募集到48.45万法郎。

        当代中非邦交关系的开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采取“另起炉灶”的做法，即需要与当事国重新谈判以建立外交关系。万隆会议为当代中非外交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名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非洲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派代表参会，南非派出了观察员。会议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不仅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展示了新中国谋和平、促团结的外交形象，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设宴招待了纳赛尔，会后，中埃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同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1956年5月16日，埃及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5月30日，中埃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国家。埃及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因此中埃建交在世界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同出席会议的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黄金海岸、苏丹的代表进行了首次接触。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苏丹于1959年2月4日建交。截至1963年底，中国已经先后与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等11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非双方相互支持

        1957年，毛泽东提出亚非拉是第一“中间地带”，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直接同盟军和可靠力量。1960年5月，毛泽东接见非洲代表团时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

        从1963年12月到1965年6月，周恩来先后三次率中国代表团对非洲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其中，第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从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陪同下，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共10国。1963年12月，周恩来访问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时，阐述了中国在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立场”。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加纳，首次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严格遵守的“八项原则”。这些立场和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成为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和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指导思想。

        中国不仅在道义上、政治上支持非洲，而且在物资、财政方面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向其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挑选阿尔及利亚军官到中国训练。当时，密特朗（后为法国总统）曾以参议员身份访问中国，他表示如果中国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支持，可以实现中法建交。假如中法建交，将是打破西方对中国封锁的重大突破，但这一建议被中国政府严正拒绝。

        非洲国家独立后，中国支持他们发展民族经济。1963年10月，中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了2.5亿法郎不附带任何条件的长期无息贷款。坦赞铁路是中国援非的典型案例。当时坦赞铁路的建设费用大约需要2.8亿美元，一次拿出来，当时中国的财力是承受不了的。但考虑修成这条铁路，从勘测到施工全部完成，估计需要八年时间，这样每年3000多万美元的援助，中国就可以承受了。坦赞铁路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卡皮里姆波希，全程1860公里。为了修这条铁路，从中国运出各种设备材料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有66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生命。

        中非之间的支持是相互的，在中国援助非洲的同时，非洲在很多方面也给了中国有力的支持。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优势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得到了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76票赞成票中有26票是非洲国家投下的。2008年，中国发生汶川特大地震时，许多非洲国家不顾自身的贫困向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支援，体现了中非间的兄弟情谊。

        中非关系的转型升级

        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中非贸易额由2000年的106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2220亿美元，2009年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非洲也已成为中国在海外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与此同时，中非关系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从非洲方面看，对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转让技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等；从中国方面看，中非关系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诸多合作领域间的不平衡；从外部来看，中非合作面临传统大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竞争。所以，中非关系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升级的新时期。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提出了“真、实、亲、诚”四字箴言和正确义利观，为中非关系的转型升级指出了新的方向。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召开，提出了“五大支柱”和“十大合作计划”，并且提出构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描绘出中非合作的新蓝图。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非洲也正在努力实现联合自强与发展振兴的“非洲梦”。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战略利益再次把中国与非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非相互倚重的关系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应该进一步加强。

        （非洲史专题策划至此全部结束。本文作者张忠祥为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原文链接：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7-04/03/content_475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