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在非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发布日期: 2013/12/11  作者: shcasadmin   浏览次数: 1202   返回



        2011年底,我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非手拉手——在非中资企业巡礼”采访团的一员赴南非、赞比亚和摩洛哥三个国家报道采访。时间虽然短暂,但此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触最深的就是中非之间由于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误解依然存在。而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非日益紧密的交往更是充满了偏见。这种误解和偏见,往往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无法看清中非交往的实质和主流。

  目前在非洲的中资企业遇到的困难或者说存在的挑战大致有三类:

  第一,由于立场不同,外界特别是西方对在非洲经营的中资企业这一整体存在偏见。这一偏见存在的原因,并非是中国企业做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来自中国。中资企业往往被描述成为资源掠夺者和压榨当地员工的剥削者。那么实际情况又如何呢?2009年,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86%,初看之下确实容易得出中国大量进口非洲资源的结论。然而这是由中非经济结构决定的。非洲相对优势的产业是纺织,而中国纺织业的竞争力世界领先。因此非洲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只能以资源为主。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只占全球在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总投资的1/16。作为对比,2008年,进入美国市场的石油产品也占了美非贸易总额的88%。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学者沙伯力(Barry Sautman)和严海蓉的观察,中国获得非洲石油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经常把石油交易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打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基本上放弃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并成为卓越的建设者。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基础设施的贷款超过了125亿美元。

  第二个是中资企业同当地社会沟通少,不会同媒体和各种组织打交道。做了好事没人知道,出了问题却被人反复报道。这一点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也是海外中国人的通病。一些华侨,已经是第二代移民却还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因为在当地社会缺少朋友,中资企业一旦出现安全事故或同当地群体产生纠纷,往往无人替中资企业说话,而西方媒体或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则对事故大肆渲染。

  以中国有色集团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在赞比亚经营的谦比希铜矿为例。该矿的炸药厂在2005年4月发生爆炸,造成47名赞比亚工人的死亡。2006年该矿的工人罢工讨薪,有两名示威者被枪杀。西方媒体对此反复报道,但他们很少提及的是该公司在1998年购买谦比希铜矿之后,把就业岗位从100增加到2200个。根据沙伯力和严海蓉的调查,中国有色矿业支付了2%的费率和35%的公司税,比只支付0.6%的费率和25%的公司税的南非麦特瑞克公司、加拿大第一量子金属公司和印度的韦丹塔公司都高,支付的工资也高于行业的平均工资和法律要求。最近几年有色矿业每年会拿出28万美金,为当地村民修建1公里公路;也为当地小学修建了校舍。但这些从未见西方媒体报道过。

  在融入当地社会这一点上,非洲的印度侨民表现要远远好于中国人。以南非为例,在当地的政治领域和媒体高层,都能看到印侨的身影。一旦有不利于印度利益的声音出现,这些人可以马上发挥“灭火队员”的作用。相对而言,随着在非洲大陆上中国人身影的增多,当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批评之声却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而中国公司因为不擅长危机公关,经常吃哑巴亏。这一点必须引起中国足够的重视。

  第三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重视不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非洲中资企业的调查,中资企业对于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视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企业站在战略高度,主动作为;有的企业意识淡薄,不主动作为;有的企业意识缺失,不作为。加上一些非洲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使得一些中资企业更加淡化社会责任,污染环境、不遵守劳工法的现象都有发生。在这一点上国有大中型企业做得比较好,但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广泛存在着“光干不说”“多干少说”的现象,企业也不注意积累这方面的资料的统计数据,面对西方国家媒体咄咄逼人的指责,容易在应对中陷于被动。这与西方跨国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业绩如数家珍,重视宣传,借此提升企业形象的行为方式很不相同。目前,除了中石油以外,绝大多数在非洲的中资企业都没有发表过企业社会报告,也没有仿效西方企业,成立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部门。

  企业、政府和媒体共同应对是上策

  目前中国同非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关系友善。为了进一步增加普通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中国可以在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以及媒体三个层面同时作为。

  首先,中资企业(包括大中型的国有企业只有几个员工的民企)是中国在非洲的行为主体。绝大多大数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个企业。因此中资企业在非洲的行为直接关联到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他们的作为是提升中国在非洲形象的关键。

  对内,企业应该重视跨文化管理,遵守当地的法律,学会如何同本地员工和工会打交道(一些非洲国家的劳动法源自欧洲国家,其复杂程度远超中国。而当地的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能量也远超过国人的想象)。对外,企业必须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学会如何同当地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民众打交道;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为当地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还要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参与者。目前一些在国外经营的中资企业要接受外媒采访,甚至要中国总部的批准方可执行。这对危机公关和消除误解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企业融入当地遇到困难,有文化不同的原因,也有语言上的障碍。比如在中国某公司工作的摩洛哥工人抱怨中国领班的态度不好,“发起脾气很吓人,而法国人即使生气也不会涨红脸。”实际情况是中国领班因为语言问题,对当地工人工作中的一些小问题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但积攒到最后却集中爆发。而日常工作中,中国人在要求摩洛哥人做事时,很少说“请”(please)。结果给他们留下了颐指气使的印象。这些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只要给予一定的重视,都能克服。但如果处理不当,小分歧也能演变成纠纷甚至冲突。

  其次,政府、行业协会和华侨组织发挥指导、服务和咨询作用。中国在非洲企业数量巨大,官方统计的数字是1600多家。但这主要是指在中国商务部注册的国有企业。根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贺文萍的观察,仅在东非的卢旺达,就有28家中资国企,1000多家中资民企。因此可以想象,非洲大陆的中国企业至少应该有几千家、甚至上万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到非洲投资的民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加大对民企的指导显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在投资规模上远远无法同国企相比,但在数量上民企是国企的百倍甚至千倍,而且广泛地分布在农、工、商各个领域,往往直接同当地居民发生联系。因此当地民众对民企的印象,对构建中国在非洲的形象至关重要。

  目前在非洲的民企和中国使馆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家抱怨使馆对他们保护不周。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当地政府的不公平对待而受损时,使馆不能及时提供保护。而使馆则抱怨这些企业事先不备案,使馆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到来,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使馆经常措手不及、无法立即做出有效反应。

  考虑到中国民间资本投资非洲的热潮才刚刚开始,中国要提升国家形象,必须未雨绸缪,加大对民企的管理和服务力度。笔者在非洲采访时,当地中国人就指出,现在个别国人甚至把赌场和发廊都开到了非洲,这种现象必须消除。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规模和盈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相当比例的中资民企在非洲还处于创业阶段,没有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更何况一些前往非洲的个体企业目的就是“发财”,这些个体企业家从未想过要在非洲安家或扎根,他们到非洲的第一想法就是尽快赚够钱,然后离开非洲早日回家。这些因素无疑加大了对民企的监管难度。为此,在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人员有限、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有必要发挥行业协会和华人同乡会等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作用。在非洲的中资民营企业是一个相当有活力的群体,他们数量巨大,且深入到非洲的山区和乡村等使馆和国有企业无法触及的地区。如果使馆、行业协会和华侨社团能够携手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服务和管理力度,民营企业将在推动中非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上发挥巨大且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最后,在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上,中国媒体也大有可为。由于历史和文化因素,非洲特别是黑非洲在文化上其实更接近于西方,西方媒体的批评往往带动当地媒体对中国的批评。而以往中国对外宣传的重点主要是面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在经济、社会、人权领域取得的成就,对非洲的关注也弱于对欧美国家的关注。因此为了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增强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为中国对非政策和非洲的中资企业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中国媒体应该加大对非洲的传播力度。目前国家级的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均已在非洲建立了地区总站(央视非洲总站位于肯尼亚;国际台在非洲有两个地区总站,分别位于肯尼亚和埃及,面向黑非洲和北非及阿拉伯世界),国际台也延长了对非洲国家的广播时间。其他都市媒体也有必要加强对非洲的报道力度,一者可以加强中国公众对非洲事务的了解,一旦前往非洲,有利于尽快适应当地环境。二者可以增加在华工作和生活的非洲人对中国的亲近感,毕竟生活在中国的非洲人数量也呈上升趋势,而且他们在本国也都有望成为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或民间意见领袖。

  中非交流是发展中国家双赢合作的典范,特别是近年来双边关系已经从官方的政治合作扩展到了民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虽然问题会有,西方的批评也不会停止,但友好合作的成绩才是主流。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秘小胜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欧拉美中心法语部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