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Details
张忠祥教授为《中国纪检监察报》撰文:《源远流长的古代中非关系》

发布日期: 4/5/2017  作者: 网站管理员   浏览次数: 436   Return


 

        张忠祥教授为2017年3月6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撰文:《源远流长的古代中非关系》。以下是正文内容: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列的伊本·白图泰塑像


《星槎胜览》书影



        中国与非洲远隔重洋,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情况下,双方交往确实不易,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推动下,古代中非关系得以产生与发展。


       公元前2世纪,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安息(今伊朗)使臣随汉使来到中国,《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使臣“以大鸟卵及犂靬眩人献于汉”。“犂靬眩人”就是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魔术师。埃及魔术师到中国,标志着古代中非关系的开端,所以我们常说,中非关系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埃及魔术师到中国,走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当时,中国的丝绸很受埃及上流社会的钟爱,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留下了身穿丝绸服装的肖像画。


       中非海上交通的开辟则发生在东汉年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从海路献象牙、犀牛角、玳瑁。大秦王安敦的身份尽管存疑,有人说他就是罗马帝国的马可·奥勒留,也有人说是埃及亚历山大的商人冒充的,但是这些贡品是在非洲置办的,所以这一事件标志着中非海上交通的贯通。


       杜环访问非洲


       杜环是唐代到过非洲并留下文字记载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有名有姓到访非洲的中国人。


       唐代中国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但在阿拔斯王朝建立初期,双方于751年在中亚的怛逻斯(Talas)发生了一次战争。镇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为大食所败,随军的杜环被俘。此后杜环随大食军队一路西行,从中亚到西亚,再到北非。762年,杜环乘商船回到广州,并将其见闻写成一部《经行记》,该书早已失传,现只有一千五百余字保存在杜佑撰写的《通典》中。


       根据《经行记》的记载,杜环到过非洲的摩邻国和埃及。他写道:“去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鱼干,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在介绍大秦风俗时,他写道当地医生“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从摩邻国的地理方位、气候特征、风土人情以及宗教信仰来看,该地无疑位于非洲大陆。但到底在哪里学界存有争议,有的说在东非肯尼亚的马林迪,有的说在北非马格里布或摩洛哥,有的说在苏丹的麦罗埃,还有的说在东非的阿克苏姆,但这四种说法都没有超出非洲大陆。大秦一般指东罗马帝国,但往往包括埃及在内,杜环对埃及高明的医术印象深刻,尤其是对其高超的脑外科手术颇为赞赏。


       杜环在游历亚非十余年之后,最终乘商船回到中国,他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唐朝是古代世界十分繁荣而且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国家,阿拉伯商人云集长安和广州,其中也不乏非洲人。在杜环回国数十年后,唐朝宰相贾耽在801年左右完成的《贞元十道录》中记述了“广州通海夷道”,这说明唐代已经熟知从中国到东非的航线了。


       中非旅行家互访


       在唐宋中非交往的基础上,元代中非旅行家实现了互访。


       伊本·白图泰是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他周游世界留下了《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本·白图泰出生在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穆斯林法官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于1346-1347年间访问过元代的中国,先后到过泉州、广州、杭州、北京等地。


       泉州是他见到的第一座中国城市。他称赞泉州港“是世界上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他在泉州还见到了在此经商的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传教士。在泉州等候元朝皇帝诏书期间,伊本·白图泰游历了广州,他说广州“是一大都市,街市美观”。


       得到诏书后,伊本·白图泰经赣江、鄱阳湖、长江至汗沙城(今杭州)。他发现杭州有许多犹太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住在这里生活和经商,其中包括埃及人欧斯曼。伊本·白图泰在杭州的十五天便住在这位巨商的家中。


       离开杭州后,经过六十四天的水路,伊本·白图泰到达汗八里城(今北京)。伊本·白图泰说,“可汗的宫殿位于城的中央”,其建筑多为精心雕刻的木质结构,布局独具风格,有七座门,由御林军把守。


       伊本·白图泰在中国待了一年多,对中国的繁荣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说:“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


       而在此之前,一位叫汪大渊的中国旅行家已造访过非洲许多地方。汪大渊,江西南昌人,他的生卒年不详,他二十岁时出洋,回国后于1349年根据亲身经历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记叙了九十九个亚非国家和地区。


       根据《岛夷志略》的记载,汪大渊到访过北非的埃及、马格里布地区以及东非沿岸等地。


       汪大渊是从麦加经红海北上埃及的。当时统治埃及的是马木路克王朝。13世纪末14世纪初,马木路克王朝正处于强盛时期。他们打败了欧洲十字军的东侵,又阻止了蒙古军队的西进,使埃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汪大渊称埃及为马鲁涧国:“国与遐迩沙喃(今耶路撒冷)之后山接壤,民乐业而富。周回广一万八千余里。西洋国悉臣属焉……兹地产马,故多马军。”


       接着,他从亚历山大乘船到摩洛哥的丹吉尔。他称丹吉尔为“挞吉那”,他说此处“山少田瘠,气候半热,天常阴晦。俗与羌同,男女身面如漆,眼圆……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鹘石为活。”由于丹吉尔位于非洲西北角,靠近大西洋,被阿拉伯人看作极西之地,中国人眼中的“日入之处”。


       汪大渊还到过东非的桑给巴尔、肯尼亚的基拉尼。他将基拉尼称为“加里那”,关于“加里那”,汪大渊记载道:“气候稍热,风俗淳厚。男女髡发,穿长衫。煮井为盐,酿椰浆为酒。地产绵羊,高大者二百余斤……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细绢、铁条、苏木、水银之属。”


       汪大渊游历非洲之广超过杜环,他是古代中国在海外游历最广的旅行家。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货物在非洲很受欢迎,如丝绸、瓷器、铁器等。


       由于元代中非之间交往的增加,中国人对非洲大陆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已经绘制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非洲地图,将非洲画成一个倒三角形。


       郑和访问非洲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受命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走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每次动用的船只在二三百艘以上,随从官兵数万人。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航后,通常按照预定的航行计划,分成为若干小船队前往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从第四次下西洋(1413年出发,1415年返回)起,郑和船队四次访问非洲,密切了古代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


郑和访问非洲的目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加强明朝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其二,发展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到明成祖时期,遭受元明易代战争重创的中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国对非洲的香料、象牙、药材和珍禽异兽有较大的需求,而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等在非洲也很有市场。


在郑和访问非洲之后,非洲国家如米息(今埃及)、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地等也派使节进行回访。其中,1415年麻林地进贡麒麟在中国引起很大轰动。麻林地就是今天肯尼亚的沿海城市马林迪,当时是东非著名城邦。郑和到达东非后,对当地秋毫无犯,而是以公平的价格与当地人做生意。麻林地君主决定送一只长颈鹿给中国君主,以示对中国的敬意。长颈鹿在非洲只是寻常动物,在中国却是千载难逢的瑞兽麒麟。所以,麻林地进献长颈鹿是明朝外交大事,以至明成祖亲自到奉天门迎接护送长颈鹿的使臣。翰林院学士沈度还专门撰写了一首长诗赞颂麒麟来到中国,称之为“仁哉兹兽旷古一遇”。


       郑和访问非洲,不仅密切了古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交往,而且也增加了中国人民对非洲的认识和了解,丰富了对东非沿海诸城邦的知识。随郑和访问非洲的船员留下了不少著作,如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费信在《星槎胜览》中留下了关于木骨都束的详细记载:“木骨都束国,自小葛兰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濒海,堆石为城,叠石为屋四五层。厨厕待客俱在其上。男子拳发四垂,腰围梢布。女子发盘于脑,黄漆光顶,两耳挂络索数枚,项带银圈,缨络垂胸。出则单布兜遮,青纱蔽面,足履皮鞋。山连旷地,黄赤土石,田瘠少收。数年无雨,穿井甚深,绞车以羊皮袋水。风俗嚣顽,操兵习射。其富民附舶远通商货,贫民网捕海鱼,晒干为食,及喂养骆马牛羊。”这些对东非城邦生动的描写,成为今天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2002年,《人民日报》记者在肯尼亚拉穆群岛西尤村找到了郑和船员后裔姆瓦玛卡·夏瑞馥,后来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帮助下,来到中国留学,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去年,笔者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了“中国女孩”夏瑞馥,她正在武汉的一所大学念医学博士,她表示毕业后,将回到肯尼亚当一名医生。“中国女孩”夏瑞馥的经历,续写了中非友好的佳话。


       古代中非关系的发展也被考古发掘所证实,不断有中国古钱币和瓷器在非洲出土。在非洲出土的中国古钱币,以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最多。据不完全统计,非洲共发现中国钱币330枚,其中唐代4枚、五代十国时期1枚、北宋142枚、南宋64枚、明代10枚、清代4枚,年代不明者105枚。在这些钱币中,宋朝钱币占了绝大多数,这是宋代大力发展对非贸易的结果。瓷器也是中国输入非洲的大宗商品。就分布地区而言,几乎包括了整个非洲。北非的埃及和东非沿海是非洲发现中国瓷器最多的地方。中国输往非洲的瓷器种类繁多,包括三彩、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等各个系列的产品。在非洲出土的许多瓷器精品,在中国国内也是少见的。


       古代中非关系是和平、平等的交往,这种交往增加了双方的相互了解,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它构成当代中非友谊的历史基础。


       (张忠祥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链接:
http://cniil.csip.org.cn/yxsm/index.php?m=proxy&a=show&q_url=http%3A%2F%2Fcsr.mos.gov.cn%2Fcontent%2F2017-03%2F06%2Fcontent_464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