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瓜分非洲的动机 ●柏林会议与“有效占领” ●非洲人的“合作”与抵抗人 从奴隶贸易到“合法贸易”，持续的经济交流使非洲与欧洲的关系不断强化。从内陆探险到传教，欧洲人对非洲人与自然的认知不断完善。经过了数百年的渗透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约30年时间里，欧洲相关国家对非洲进行了瓜分。 瓜分非洲的动机 瓜分非洲的动机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 首先，卷入瓜分非洲历史进程的力量多种多样。从表面看，是英国、法国、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一个个国家的政府主导了对非洲的瓜分；但深入分析，则还能看到在非洲有经济利益或经济利益预期的公司、对非洲的潜力和战略地位有认知并能够对政府和公众施加影响的个人、在非洲活动的传教会和有影响的传教士等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在南非、东非内陆高原地区的成规模白人移民群体的影响。 其次，卷入瓜分非洲历史进程的多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比较容易厘清，政府与非政府力量之间、不同非政府力量之间的关系却颇有微妙复杂之处。一国的政府与该国的非政府力量之间并不总是一致：一方面，一些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诉求出发而提出的“保护”或者吞并某个地区的要求有时得不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比如英国因不愿承担过多责任和风险而在对巴苏陀兰（Basutoland）和贝专纳兰（Bechuanaland）实施“保护”的问题上长期徘徊并且多有反复；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平衡国际关系的考虑而在某个地区实施的让步有时会受到非政府力量的非议，比如法国舆论曾抨击法国政府在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中的软弱、南非白人移民也曾对英国将西南非洲“拱手让给”德国表示不满。不同的非政府力量也会有不同的考虑：商业公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全然不顾非洲人的利益，传教士则会为了保护他们口中所说的“土著福利”而与商业公司在舆论或者游说领域进行对垒，比如矿业巨头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和传教士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就曾在贝专纳兰问题上针锋相对。 在卷入力量多样且关系复杂的情况下，瓜分非洲的动机也难以一而论之。追求经济利益当然是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动机，在西非，欧洲商业力量已在沿海地区经营贸易数百年，相关国家的政府理所当然地会觊觎内陆地区；而在南部非洲，钻石矿和金矿可以说是瓜分的直接推动力。追求政治声望是一种带有一定狂热性甚至盲目性但作用力很强的动机，以德国之强，既然英国、法国都在非洲占据了大片地盘，那德国无论如何也得拿一份；而如葡萄牙之弱，为了维护往昔在非洲开拓进取的“荣耀”，它也只能竭尽全力地参与瓜分。传教士和一些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拯非洲人于黑暗”的“文明使命论”虽然饱含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气息，但也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推波助澜，成为政府和经济利益集团开展瓜分的由头和工具。
瓜分非洲示意图 瓜分非洲的浪潮掀起后，各种力量的碰撞日趋频繁和激烈，为了平衡利益和避免得不偿失的冲突，相关国家坐到了一起。 1884年11月至1885年2月，14个国家的代表在柏林集会，就废止仍然存在于非洲土地上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刚果土地的处置、尼日尔河和刚果河自由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葡萄牙与英国之间涉及今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部分地区的争议、法国与英国之间涉及乍得湖和尼罗河谷部分地区的争议、德国与法国之间涉及今喀麦隆部分地区的争议等进行了协商。此外，在柏林会议之前和之后，一些国家还就具体问题进行了双边或者多边的交涉。 在非洲人并不在场的情况下，相关欧洲国家把一片片的非洲土地当作博弈的筹码。而实际上，欧洲国家在会议桌上拿来推去的这些土地中，有很大一部分它们还弄不清楚情况也并没有实际占领。于是，柏林会议提出了一条被称作“有效占领”（effective occupation）的原则，要求声称对某片土地有所有权的国家应对这片土地有实质性的占有和控制，这涉及是否有相应的涉及土地或权益转让的协议、相应国家是否在相应地区派驻行政、军事或警察力量或有相关的设施等。 根据“有效占领”原则，包括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在内的各路人士进入大大小小的非洲人酋长或国王的“牛栏”（kraal）和“王廷”，通过利诱、威逼、欺骗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等方式去求取协议。这些人有的得到了政府或非政府力量的授意，有“领事”或者代表的身份，有些人则是单纯的“协议贩子”（concession seekers），他们利用自己的路子去搞协议，然后售出牟利。但不管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有协议，相关国家政府或非政府力量就可以拿着它们，不管非洲人接不接受，用力量去践行即可。 在协议之外，还需要配置相应的人员和设施，但当时相关国家在短时间内往往并没有闲余资源做这些事，于是它们就会临时利用一些在当地活动的欧洲人，比如让在当地活动的商人、探险家担任“专员”，让在当地的传教站履行行政和司法功能，或者让临近的已确立统治的殖民地实施代管等。有的则是在相关地区建立简易建筑，然后插上国旗，以示主权。罗得斯曾为了阻止英国将坦噶尼喀湖和马拉维湖之间的土地交给德国，抢先在这一片地区建了两座简易堡垒，并以当时英国王室成员的名字命名，迫使英国政府无法让步。
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 面对形形色色的寻求协议者，面对持协议而来的欧洲人代表或军队，面对新建立的并不正式的殖民统治当局，面对殖民统治当局的没收土地、征税征役等活动，非洲人有的能有所认知，有的则并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出于维持或扩大利益的考虑而与欧洲人合作，有的则因为无法接受或“适应”殖民统治而选择抵抗。 选择与欧洲人合作的非洲人往往是基于三种考虑：与欧洲人合作有利于扩展自己的利益，与某一支欧洲人力量合作有利于对抗另一支欧洲人力量或其他威胁，自身的物质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无法抵挡欧洲人。贝专纳兰的恩瓦托人（Bangwato）最为典型，一方面，他们长期与邻近的奎纳人（Bakwena）、恩瓦克策人（Bangwaketse）争夺有限的土地、水源和人民；另一方面，他们还面临南非布尔人和尚武的恩德贝莱人（Ndebele）的侵袭。当英国人带着4000人的军队提出要给予“保护”时，恩瓦克策人没有表态，奎纳人没有接受，恩瓦托人酋长卡马三世（Khama III）却“欣然同意”，这立即使恩瓦克策人和奎纳人落入弱势被动的境地，同时也给恩瓦托人带来了抵挡布尔人和恩德贝莱人的保证。 对欧洲人的抵抗也在非洲多个地方发生。在西非，有阿散蒂人（Ashanti）抗击英国侵略的斗争，有萨摩里·杜尔（Samori Touré）领导的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在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洲，分别有反抗德国人统治的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Uprising）和赫雷罗人起义（Herero Uprising）；在南部非洲，有恩德贝莱人反抗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统治的丛林战争，有祖鲁人反对英国人征收茅屋税（hut tax）和人头税（poll tax）的班巴塔起义（Bambatha Uprising）。面对殖民者依托强大物质实力特别是占据绝对优势的武器的进攻，非洲人在斗争纲领、斗争组织和斗争手段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绝大部分的抵抗最终都走向了失败——埃塞俄比亚人是一个例外，他们在阿杜瓦（Adwa）大败意大利，不但保住了自己的独立，也为后来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留下了思想的遗产。 结语 到“一战”爆发之前，非洲被瓜分占领完毕，殖民统治体系也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整个非洲都落入了殖民统治，形成了英、法、葡、比、德、意、西班牙分割占据非洲的局面。 对非洲的瓜分主要是在纸面上完成的，并且经过了各方的只从自身利益考虑出发的权衡交换，欧洲人的这些活动没有顾及非洲当地的实际情况，也没有考虑非洲人的权益诉求，由此造成的边界、族群、资源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延续，为非洲的发展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作者：刘伟才，系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本文刊载于《中国投资》2021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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