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紧随殖民者的脚步进入非洲。一方面，他们是殖民主义在非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扩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殖民统治在非洲的重要支撑力量；另一方面，他们的活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非洲一些地区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非洲国家独立后，诸多殖民主义性质的存在受到批判和改造，但传教士力量却未受冲击，它们继续在非洲的土地上存在并扩展，在部分国家还能发挥重要作用。

传教士在非洲的主要活动

从15世纪末开始，伴随着葡萄牙人探索与扩张的脚步，传教士先后进入刚果王国、莫塔帕王国、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古国，使这些国家的部分上层人士接受了基督教。18世纪上半叶 ，以摩拉维亚传教团（Moravians）为代表的力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非洲派遣传教士；18世纪末，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和英国海外传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两大组织相继成立，开启了传教士在非洲扩展的新时代。进入19世纪后，循道宗传教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巴黎福音传教会（Paris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不来梅传教会（Bremen Mission）、中部非洲大学传教团（Universities' Mission to Central Africa）、白衣神父会（White Fathers）等诸多传教组织接连涌现，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进入高潮。

传教士的核心工作当然是传播基督教信仰，但在非洲的土地上，这项工作实际上涉及多个方面的内容。传教士在进入一些之前少有或者未有欧美人士踏足的地区时，第一项要做的工作并不是传教，而是建造房屋、制作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开垦土地种菜种粮，这涉及木材砍伐与加工、制砖、建筑、金属制品修理与加工、开渠等繁重体力劳动，也包含洒扫浣洗等较为轻松却有非洲人尚难适应的卫生要求的劳动。传教士会请求当地非洲人协助，并把这作为传授部分技能、培养非洲人劳动素质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二项要做的工作是教授基础文化知识，从最基本的字母开始，逐渐地培养一批能听懂传教内容、阅读简单宗教资料和进行简单记录的人。第三项要做的工作是制作和分发各类文化知识读本或宗教材料，这就会涉及到印刷、装订、打包等技能。

传教士早期的教育和培训活动看似简单，但却成为相关非洲地区日后发展各层次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西非第一所现代大学福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是1827年由传教士建立，培养了多位反种族主义斗争人士和非洲民族主义者的福特海尔大学（University of Fort Hare）也是源出于传教士的倡议。

传教士要传播基督教信仰，意味着要与相关地区的传统信仰和习俗进行斗争。在传教士看来，非洲的传统信仰实为“迷信”——如各种与祖先魂灵、图腾、自然崇拜相关的活动以及祈雨之类带有巫术性质的活动，非洲的传统习俗多是“陋习”——如缺少卫生要求和医疗辅助的割礼、狂欢式的歌舞宴饮、“神谕”审判、一夫多妻以及特定理由的弃婴等。对于非洲人的这些活动，早期的传教士有的会采取强硬方式对抗或者打击，但在发现强硬无效甚至有害后，他们逐渐地转向柔性、灵活或者循序渐进的策略，比如通过灌溉示范来降低祈雨活动的概率，或者通过收容逃婚女性、残疾人以及被孤立者来抵制一些传统习俗。一些传教站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能提供衣食援助、就业机会以及医疗服务和药物，这就使传教士拥有了与相关地区传统宗教和习俗对抗或者周旋的基础。一些传教士还能通过提供医疗服务或者药物来治愈或者缓解当地头人或酋长的病痛，这尤其能在推动当地人放弃或者改革传统信仰和习俗的工作中发挥奇效。

除了与传播基督教信仰相关的活动外，传教士还在自然探索、人文调查与记录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他们的日记、报告、著作为当时人了解非洲、后世人研究非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世纪中叶西非传教站的景象

非洲人对传教的理解与应对

传教士带着非洲人并不了解的信仰和知识进入非洲，必然要经历一个冲突与融合的过程，非洲人会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来对理解并应对。

一些非洲人最初并不能理解传教士的意图，他们会认为，白人来只能是为了贸易。有茨瓦纳人在初见伦敦传教会的罗伯特·莫法特（Robert Moffat）时问：“你带了什么来跟我们交换（barter）？”而另一支茨瓦纳人，居住在大象众多的地区，当他们发现大卫·利文斯顿居然对象牙不感兴趣时，竟会感到震惊。

在初步理解了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播某种信仰后，非洲人仍然会不断地产生疑问。比如，在东南非的一些干旱易发地区，祈雨是一项重要事务，当传教士称他们口中所说的神乃是万能时，非洲人就会要求传教士祈雨，当传教士拒绝，非洲人就会不解，当然也就很难热心于传教士要传播的信仰了。一些非洲人会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传教士所说的信仰，并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但他们在离开传教站后，仍会照常进行自己的传统信仰活动或者遵循传统的习俗，当传教士对这种行为表示反对时，他们会问：“为什么我接受了你的但你却不接受我的呢？”

还有一些非洲人会从比较实用的角度来理解传教士和传教活动，能够从中找到让自己获益的空间。

在西非沿海地区，长期与欧洲的贸易交往已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晓欧洲语言文化、有欧洲人人脉关系的好处，而进入传教站学习相关文化知识、通过传教士与欧洲商人发生关系乃至进入欧洲国家寻找发展机会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在南部非洲内陆地区，传教站常可发挥两个功能。一是贸易集散。从南非沿海白人殖民地来的白人商人用牛车载着欧洲制造的衣物器皿、枪支弹药、装饰玩件进入内陆，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个传教站停驻，在传教站出售带来商品并收购当地人的皮张、象牙等，无论酋长还是普通非洲人，都可以通过这种依托传教站的贸易获得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二是保护地方安宁。南部非洲内陆地区的一些族群，有的会受到当时南非的布尔人的侵扰，有的会受到如祖鲁人（Zulu）、恩德贝莱人（Ndebele）等尚武的非洲人集团的袭击，而无论是布尔人还是尚武的非洲人，都不敢轻易对传教站下手。而且，传教站有枪支弹药，还能获得一些白人的协助，在必要时也能够组织抵抗或者实施防御。

进入19世纪下半叶，非洲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复杂，除了贸易外，还开始涉及越来越多的对非洲人来说比较复杂的政治和外交事务。是否与某个白人或者某支白人力量签订协议，是否与某个欧洲国家建立“友谊”，是否接受某个欧洲国家的“保护”，这些问题本身难以抉择，它们所涉及的程序和文书更非非洲人所能理解。这个时候，一些非洲人就会寻求传教士介入，让他们充当顾问或翻译，让他们书写或解释相关文书，甚至让他们做自己的代表“出使”相关欧洲国家。通过传教士的活动，一些非洲人能获得从当时非欧力量对比来看最好的结果，比如保住部分的独立。但是，在19世纪末瓜分非洲的浪潮中，即便是有传教士一心维护非洲人的利益，非洲人也仍难免陷入困境。

19世纪40年代始建的福拉湾学院楼

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和传教站已如星点般分布于从几内亚湾到大湖、从好望角到赤道森林的广大地区，而殖民统治也由此开始逐步建立。

殖民统治建立之初，分布在各地的传教站成了重要的统治支撑点。在一些边远地区，由于殖民当局一时尚无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放，相应的传教站担当起了全部行政和部分司法的责任；在一些对殖民统治尚有抵触或者怨恨的地区，相应的传教站和传教士发挥起了缓冲或者遏制的作用。矿业巨头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主导占据了今天津巴布韦所在的土地，建立了罗得西亚，他在划地给传教士时说：“传教士比警察好，并且便宜。”

尽管传教士与殖民者的关系颇为复杂，但客观上他们确实在相关非洲地区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发展事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一些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发展有所欠缺，教会力量承担起补充功能，从而在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等事务中掌握了一些发言权，这已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