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联合国下属的《非洲复兴》（Africa Renewal）杂志上有文章称非洲社交媒体繁荣的时代已开启。此后十年，非洲国家的移动网络用户数量连年增长，智能手机普及率越来越高。

伴随着移动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社交媒体在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不断凸显。其中，社交媒体在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玛吉·德怀尔和托马斯·莫洛尼主编的《社交媒体与非洲政治：民主、审查与安全》以汇集个案的方式，对索马里、津巴布韦、南非、肯尼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布隆迪、坦桑尼亚等国家中社交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影响以及政府的应对进行了研究。

在《社交媒体与非洲政治》一书的第一章中，德怀尔和莫洛尼描绘了这样的景象：投票者会关注自己支持或者关注的政治人物或政党的社交媒体账号，以随时获取最新信息；选举期间，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一群低头看并操作智能手机的人，他们热心地关注着选举相关动态；传统的集会和张贴海报的活动仍在进行，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和视频正变得越来越有冲击力；社交媒体上也传播着各种关于犯罪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信息，它们会激起一些人对国家治理的不满；非政府组织和一些社会力量会通过创造抓眼球的话题标签来吸引国内国外的支持者；传统的电台和电视台会关注社交媒体生产和传播的信息和话题，纸媒记者也会从社交媒体中寻找头条。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社交媒体为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提供了多样、便利并且开放程度较高的信息获取渠道、表达空间和介入平台；但同样地，社交媒体也为错误或者刻意扭曲的信息、非法信息、煽动性言论、谣言等的生产和扩散提供了方便，由此造成的消极影响有时会超过积极影响。

《社交媒体与非洲政治》一书中的部分作者强调社交媒体介入并影响非洲国家政治生活的“革命性”和“颠覆性”。在《兴奋与怀疑：WhatsApp在塞拉利昂2018年大选中的角色》一文中，作者谈到，在2018年大选中，相关政党通过社交媒体与选民互动，选举委员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选举结果，非政府组织等则在社交媒体上创建在线平台让塞拉利昂人发布相关信息——特别是暴力事件等方面的信息。作者认为，2018年大选是一次“社交媒体大选”。

部分作者强调社交媒体介入并影响非洲国家政治生活的“突发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特性。在《社交媒体、“这面旗帜”运动与津巴布韦的公民“起义”》一文中，作者对津巴布韦部分人士发起并推动的以“这面旗帜”为话题标签（#ThisFlag）的运动进行了研究。这项运动以2016年津巴布韦独立日庆典后一天一位教会人士在Facebook上发布批判津巴布韦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视频为契机，迅速发展为鼓励和推动津巴布韦人反对政府乱政和不作为的运动。这一运动通过创造性地利用视频、表情包、文字和音频等内容发起和扩散行动，得到了超越党派的大量人士支持。作者认为，在当时的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比较无力的情况下，这场社交媒体运动真正地发挥了反对党的功能。

部分作者强调社交媒体介入并影响非洲国家政治生活的即时性和快速性。在《从调频电台到互联网2.0：政变失败后布隆迪的信息、参与与社交媒体》一文中，作者对布隆迪2015年的一场失败政变后的媒体转换过程进行了研究。在文章中，作者用了“一夜之间”这个词，当独立媒体在“一夜之间”受到强力压制时，民众、记者和政治活动人士“一夜之间”转到了社交媒体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发表观点、制造公共影响，“在24小时内，信息战的战场从调频电台转到了社交媒体”。

部分作者关注社交媒体介入并影响非洲国家政治生活的“技巧性”方面的东西，比如照片、图片、视频、音频、“表情包”的制造与利用，比如设置特定的话题标签，比如“高级黑”等手段。在塞内加尔，一个Twitter朋友圈里的少数几个人对政府进行戏谑式的批判并互动，同时将相关信息归入已经存在的以某个政府人士名字命名的话题标签，导致这些朋友圈内部的批判被扩散和放大。在肯尼亚，一个民间机构因在YouTube上发布事关性少数群体问题的改编歌曲而被封杀，一些人在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发起运动，声称要协助肯尼亚相关管理机构的封杀，但为了要让大家了解这首歌曲以便批判，这些人在发布的信息中附上该歌曲的链接。这导致肯尼亚官方不得不寻求谷歌屏蔽搜索链接，谷歌拒绝了屏蔽要求，但给该歌曲加上了相关指引性说明。肯尼亚官方相关管理机构声称封杀取得了成功，但关注并参与这场事件的人已经获得了自己所要的信息并表达了自己所要表达的意见——这可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结局：在围绕社交媒体事件、以社交媒体为平台进行的斗争中，没有胜者，也没有败者。

还有一部分作者，他们一方面承认社交媒体对非洲国家政治生活的改变和冲击，但另一方面认为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坦桑尼亚的网络犯罪与政治监控》一文中，作者对坦桑尼亚对社交媒体使用和内容的侦测、管制实践进行了探讨，认为对于一些有管制传统和经验的国家来说，社交媒体虽然难管，但仍然可管；而在研究蒙巴萨特定群体的Facebook使用和肯尼亚政府针对境内索马里人行动的Twitter话题讨论的两篇文章中，作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交媒体为特定人群提供了开放的空间，使他们可以表现并被认识，但这并没有改变既有的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模式；社交媒体既可以被普通民众所用，也可以被精英阶层所用，最终占据上风的仍是精英阶层，肯尼亚政治生态中的基本权力结构实际上在线上得到了复制。

社交媒体总是那么相同的几个，但社交媒体在不同国家的运用和影响却各不相同。

《社交媒体与非洲政治》采用的是汇集个案研究的方式，早前的另一本名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数字激进主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新趋势的批判性反思》（Bruce Mutsvairo (ed.), Digital Activism in the Social Media Era: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merging Trends in Sub-Saharan Africa, Palgrave Macmillan, 2016）的书也是如此。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至今研究者仍无法就“社交媒体介入并影响非洲国家政治生活”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或者理论的总结，相关研究仍只能局限于对个案的观察和事后的总结分析，研究者、非洲国家的决策者、对非关系的涉及者仍难以基于某种经验或者理论对社交媒体事件的发生和演变进行预判和应对——这可能是我们在推动中非关系发展过程中要关注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