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界一度认为，“传统非洲社会”是“非经济社会”（non-economic Africa），这是一种孤立和静止不变的实体，非洲很多地方在西方殖民入侵之前不存在什么经济活动，也就没有什么经济史可言。非洲国家独立后，一些学者发掘史料，建立理论，努力还原非洲大陆经济活动历史的本来面貌，逐渐使非洲经济史成为一门学科。（舒运国：《“非洲经济史译丛”总序》）

应该承认的是，殖民统治确立之前非洲居民的经济生活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才导致出现所谓的“非洲人没有经济活动”“非洲没有经济史”这种观点。

那么，这种“特殊性”具体是指什么呢？

新译《20世纪前中部与东部非洲的贸易》对20世纪前中部非洲与东部非洲广大地区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及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进行了介绍与论述，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刚果河口—非洲之角一线以南地区在殖民统治确立之前的经济面貌，同时也呈现了贸易影响下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情况。

20世纪前中部与东部非洲的贸易涉及多种商品。就非洲方面来说，除象牙、奴隶、黄金、铁制品、铜制品、盐、牲畜外，还有各种食品、陶制品、木制品、编织产品、树皮布、棕榈布、野生橡胶、蜂蜡、箭毒、药物、颜料等。而在外部世界方面，则有欧洲工厂制造布匹、亚洲手工作坊产布匹、铜丝、贝壳、珠子、瓷器、枪支弹药、各类小件制品或饰品等。

20世纪前中部与东部非洲的贸易涉及多个人群。除了阿拉伯商人、土耳其商人、印度商人、斯瓦西里商人、欧美商人以及一些混血商人外，还有非洲本土的商业族群或商帮如尼扬姆维齐人（Nyamwezi）、康巴人（Kamba）、比萨人（Bisa）、尧人（Yao）、柯克韦人（Cokwe）、“贾巴提商人”（Jabarti）等，他们有的是季节性行商，有的是利用某些地利，有的是凭借获取某些产品如象牙、盐的专业能力。一些商业人群最终构建起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一度在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有一些族群，尽管本身不直接从事贸易，但会受雇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导引、谈判、搬运、摆渡之类。

20世纪前中部与东部非洲的贸易包含多种商业机制，有比较明确的分工、交易和分配的体系。这些机制和体系涉及贸易商品的生产、获取、运输、集散和销售，涉及商队的组织和管理，涉及贸易利益的分配，涉及贸易活动的管理、保护和纠纷解决等。一些族群会按一定的规则组成并运作商队、搬运队、猎队、掠奴贩奴队、橡胶采集队、采矿队等，一些族群会在内部组建类似合伙制企业的架构，一些酋邦会跟内部和外部的商人就利益分配和保护达成一系列不成文安排，还有多个族群会围绕某些商业活动结成互补互助关系等等。

20世纪前中部与东部非洲的贸易对相关地区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恩东戈王国（Ndongo）把对宽扎（Kwanza）河谷地区盐贸易的控制作为一个重要力量基础，隆达国家（Lunda）在18世纪的强大依赖于向外部世界供应奴隶，穆塔帕国家（Mutapa）和罗兹韦国家（Rozwi）把对赞比西河以南地区黄金贸易的控制作为自己政治影响力的标志，马拉维国家的重要地位在于它能在赞比西河北岸地区向阿拉伯化的商人输送象牙；尼扬姆维齐人以贸易为依托，组建了以米兰博（Mirambo）为首领的覆盖广大地区的政治霸权；柯克韦人凭借自己的贸易和与之相伴的武装力量积累，摧毁了隆达国家。

在殖民统治确立前，非洲经济整体内部并没有鲜明的对立，变迁常常是渐进的，而变迁的动力也更多地是来自本土和内部。在这个变迁过程中，非洲人有一系列的创造，这些创造构建起一种经济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单纯的维持性经济，但也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

而无论是维持性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贸易都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在内部贸易不足以支撑长足发展的情况下，非洲人逐渐投入并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贸易。然而，事实表明，在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中，非洲人很难长久维持自己的主动性地位，一些商业族群和一些以贸易立足的国家或酋邦逐渐无法继续掌控贸易甚至无法继续贸易。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交通运输手段的引入和殖民统治的确立又带来最后的一击，虽然非洲人的商业才能并未消失，但整个经济的控制者却已不是他们。

《20世纪前中部与东部非洲的贸易》这样描述东非康巴人的“结局”——

当欧洲人说要在康巴人的土地上建立亚洲人的商店时，一位康巴长者说：我们不需要印度人……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开店。很多康巴人仍藏着少量的象牙，希望新的侵入者不久后会离去，然后他们就可以恢复自己的商业。但是，当1896年铁路工人敲下乌干达铁路（Uganda Railway）的第一颗道钉时，康巴人伟大商业时代的余响就永远地消逝了。